2025年6月6日凌晨，香港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黃之鋒在赤柱監獄被「獄中逮捕」，隨即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中「勾結外國勢力」罪。這起事件不但令人震驚，也標誌著香港人權迫害的又一次升級。當局居然選擇在獄中再度「補刀」，這種手法，窮凶極惡，超越人的想像，也創下了國際社會所能認知的人權壓迫的新高峰。
一場權力報復的政治秀和「效忠競賽」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一場世人矚目的公民覺醒，也是一場北京當局最不能容忍的挑戰。當時港人百萬上街，訴求普選、反對極權，讓習近平顏面盡失。在中共的眼中，這場運動不只是香港的「亂象」，更是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一次巨大挑戰。作為2019年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黃之鋒自然成了中共報復的對象。而自從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這種報復不但沒有停歇，反而變本加厲。黃之鋒早已在2020年底因「非法集結」案入獄，之後又被控參與初選、顛覆國家政權。再度被捕，已不是法律行動，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政治清算。與他同樣遭遇的，還有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人。這一切表明：在中共的政治邏輯下，「法律」只是統治工具，「審判」只是演出形式。
為什麼對一個已身陷囹圄的年輕人，香港當局還要如此步步進逼？除了北京當局的報復之外, 還有一個動因來自香港官場的效忠競賽。在香港逐步納入「全面管治權」之後，本地官員只剩兩種選擇：要麼效忠到底，要麼自我淘汰。誰在政治上更「積極主動」，誰才能保住烏紗帽。於是乎，對黃之鋒動手，也就成了一種政治投名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官員爭當「國安戰士」。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政治現實：一個曾經的自由城市，如今成為政治鬥爭的前線，良知與理性，被權力與恐懼所淹沒。
除了悲憤，我們能做什麼？
悲憤，是我們第一時間的反應。但如果只有悲憤而無行動，那黃之鋒與其他政治犯的苦難，只會被冷漠與遺忘所吞噬。我認為，國際社會，尤其是關心中國人權的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可以也應該有以下幾項具體作為：
一、人權與貿易，應重新掛鉤
自川普政府以來，中美貿易談判成為兩國關係的焦點。然而，美方在關稅、技術、產業政策等議題上發力的同時，對人權議題的關注卻日益邊緣化。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既然習近平可以在與拜登或川普的對話中主動提及台灣、南海等問題，美方也完全有正當理由將香港、新疆等人權問題納入談判範疇。歷史經驗顯示，中共最怕的是把「內政問題」國際化，而貿易談判正是最有效的槓桿點之一。如果美方明確告訴北京：在人權問題沒有實質進展之前，貿易方面不可能「脫鉤再鉤」，那麼中共在施壓下才可能收手。
二、歐美應在人權問題上展現一致性
目前歐洲在對華政策上呈現出一定分裂：一方面，歐盟在制度上仍強調人權價值；另一方面，部分成員國（尤其是德國與法國）為了經貿利益，傾向對北京妥協。這種矛盾正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在黃之鋒這樣明顯的政治迫害案件中，歐洲各國應該跨越經濟分歧，聯合發聲。特別是英國——作為香港的前宗主國，有歷史與道德上的責任，不能沉默。不論是召見中共大使、發表譴責聲明，或是提出新的制裁措施，都是對中共最直接的壓力。
三、推動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是一種對抗方式
有人擔心，把黃之鋒或黎智英推上國際舞台，只會讓他們「送死」。但事實是：即使沒有和平獎，他們的處境也並不更安全。相反，將他們推向國際輿論的焦點，是一種保護，更是一種對抗。歷史已經證明，中共對諾貝爾和平獎是極度敏感的。從劉曉波到達賴喇嘛，每一次的獲獎都讓中共在外交上進退維谷。因此，重新啟動對黃之鋒與黎智英的和平獎提名，不只是道義上的支持，也是政治上的震懾。
四、擴大對港府高官的制裁名單
美國和部分盟國已經針對部分香港與中共官員祭出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與禁止入境。但目前制裁範圍仍嫌不足，且缺乏持續性。對於那些參與實施《國安法》、積極鎮壓異見的官員，應該「一個也不放過」。具體做法上，可以擴大《馬格尼茨基法》適用對象，公開制裁名單，甚至對其家屬的留學與移民資格加以限制。只有當迫害者感受到實際代價，他們才會有所顧忌。
今天的黃之鋒，正用自己的自由與生命，為香港的未來支付代價。如果我們選擇沉默，那就是對暴政的縱容。我們能為黃之鋒做什麼？我們能做的，比我們想像的多得多。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