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我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的社團辦公室內，小克（周克任）突然拿著《中國時報》氣沖沖地走進來。當時國民黨的非主流派與李登輝為主的主流派發生「二月政爭」，萬年不改選的國大代表趁機要挾要投票總統，必須給予好處並延長任期。小克高舉報紙越說越怒，轉頭跑去找了大新社的朋友，幾人孤身奮不顧身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不料奇蹟發生了，他們等來的不是警方迎頭痛擊的警棍，而是學生從四面八方前來靜坐，最後演變為舉國震動的「野百合學運」。
不僅國會缺乏全面改選，而且國民黨一黨獨大，掌握政府、軍隊、情治單位與媒體。僅管如此，卻依舊有媒體對學運寄予同情，對萬年國代的貪婪充滿批判，包括國民黨中常委余紀忠的《中國時報》在內。
到了2024年，台灣已經蛻變為一個完全民主國家，在《經濟學人》智庫編纂的「民主指數」，台灣成為前十名中唯一非白人為主的國家，也是全球2000萬人口以上最民主的國家，台灣強大的公民社會被視為守護民主的重要力量。但成熟民主的台灣社會，卻比過去威權時期對於民主法治的基本價值更加混亂，而且這種困境不僅是台灣的，也是世界很多民主國家的共同困境。
民主的進步，很難沒有法治相伴前行。30年前國民黨籍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曾經宣稱「過高屏溪，殺人無罪」，並在1994年企圖親身實踐。他因為地盤劃分，與開設賭場的鍾源峰發生衝突，於是率眾前往鍾源峰家中，不顧鍾母在旁跪地哀求，三人在眾目睽睽下，連開16槍殺害她的兒子。
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命案，卻沒有媒體敢在報導中提及議長涉案，因為鄭太吉過去曾派遣手下，持棒球棍闖入《民眾日報》屏東分社，棒擊男記者、掌摑女記者，逼得記者跳樓逃生，此後地方媒體全數噤聲。富正義感的檢察官帶領數十名警察，欲前往鄭太吉家中搜索，但警察全數遭到鄭太吉調走，使檢察官鎩羽而歸。直到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蔡式淵，在立院公開點名鄭太吉涉嫌殺人，才讓舉國皆知。總統李登輝獲悉後大怒，親自命法務部徹查此案，鄭太吉才得以伏法。
此後台灣法治不斷精進，早已今非昔比。例如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台灣司法公正性（justice）排名第25名，為近十年最佳。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25年的報告，台灣的司法效能（judicial effectiveness）得分達94.4分，較2018年的69.2分大幅提升，在全世界184國中排第13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
不料在鄭太吉公開殺人30年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涉貪，又出現近年罕見之怪現象。
政客貪污並非新鮮事，但是柯文哲貪污案卻出現幾項首例，例如柯文哲是首創在台灣總統大選中成立私人公司洗錢，並且將公司與基金會設在政黨隔壁與上下樓的政客；也是第一位將三分之二選舉補助款用來購買私人房宅，以及首位在台北市長辦公室收受賄款的現任市長等等，種種不及備載的誇張行徑令人嘆為觀止，也刷新紀錄成為台灣總統大選史上最貪腐的政客。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台灣司法公正性（justice）排名第25名，為近十年最佳。（資料照片／攝影：張哲偉）
但是自柯文哲涉貪起，民眾黨人就不斷地忽略起訴書中種種金流與證據，用最荒謬的說法開脫，動員支持者高呼司法已死，率眾衝撞北檢，成為台灣首個全黨挺貪腐的政黨。
或許有些人會說，全黨公然挺貪腐政黨固然罕見，但是以政治動機攻擊司法在台灣實屬常規操作，最近國民黨才因為罷免連署涉嫌偽造文書而全黨抗議司法。不過如果仔細觀察藍白兩黨的論述方式，可以看到民眾黨對司法的抗爭十分不同。
在台灣，即使表面看來與統獨無關的議題，在最深的層次依舊緊密相連。在正常國家中，因為國家認同不是根本矛盾，所以可以在憲法之下，建立各種法律制度，並且在正式規則下，存在各種非正式規則，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提供了解決衝突的機制。但是由於台灣存在國家認同爭議，所以一旦發生衝突時，非正式規則不足以解決矛盾時，便上升到正式規則，法律不足時，就會上升到憲法，最根本的矛盾依舊是統獨。
直到最近，因為藍白聯手的違憲立法與亂刪預算，罷團於419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遊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台獨旗幟同框的畫面，才讓這種矛盾的表象出現變化。面對台灣實施中國憲法的窘境，李登輝就任總統時，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緩解矛盾，蔡英文就任總統時，更企圖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形塑公約數，但是直到419遊行，「中華民國派」和「台灣派」才算是真正共聚一堂，找到「反共」作為最大公約數。
雖然同樣是討厭民進黨，但是民眾黨殘餘的支持者和國民黨的親共支持者不同，他們大多具有代表性危機與權力貶值危機，因此即使柯文哲說謊，依舊相信其真誠。在柯文哲涉貪之後，殘存的支持者中，又以存在代表性危機的邊緣小草為主，這些人大多對於政治缺乏深刻認識，對陰謀論深信不疑，以犬儒的態度對社會制度徹底不信任，極易受到民粹運動的影響。
正是在這種徹底的分裂上，民眾黨的支持者和其他人產生根本的分裂，這種分裂不同於藍綠分裂，那基本上是反共統獨的分裂，而白營支持者則來自基本價值的分裂。正是在這種基礎上，使得野百合學運時，縱使國民黨掌握黨政軍媒，在缺乏全面改選的國會下，依舊必須在類似的價值觀下編造論述。而小草支持者則是除了陰謀論之外，對各種制度均不信任的群體，這使得雙方在價值上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很明顯，對某些人來說，有些事實比其他事實更真實。
這種現象自然並非台灣所獨有。牛津詞典選出的2016年的年度代表詞彙「後真相」（post-truth），便是因為當時人們發現，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夠影響民意。事實並非變得無關緊要，而是操作者相信，在政治脈絡中，總是有辦法掩蓋、沈默、選擇和呈現事實，以利對某種真相的解釋。這種現象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被演算法所放大了。Meta曾經試驗減少假新聞的曝光率，結果發現用戶的使用時間大幅下滑，可能會嚴重影響其廣告收益，因此立刻回歸原演算法，以極大化用戶的使用時間。Meta發現，要增加用戶的使用時間與黏著度，最好的方法不是訴諸理性，而是情緒。最能夠影響人們注意力的是那些訴諸憤怒、厭惡、歡笑等誇大其詞的內容，而不是理性或哀傷的情緒。
民眾黨支持者是除了陰謀論之外，對各種制度均不信任的群體。（攝影張哲偉）
今天來看，無論是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年的《網路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認為無國界的網路將會帶來更自由、更民主的資訊流動與知識解放；或是美國總統柯林頓2000年在促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為中國加入WTO鋪路時所深信不疑的信仰：經濟整合有助於消弭獨裁、降低戰爭機率，都天真到令人啞然失笑，同時也產生影響深遠的後果。
例如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在《獨裁者聯盟》中解釋，中國不僅運用資訊科技打造數位極權，而且將間諜軟體與監控設備與技術外銷給其他獨裁國家，協助他們鎮壓民主運動。更重要的是，獨裁者聯盟已經不甘於過去西方壟斷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論述，讓獨裁國家居於防禦的角色。
安愛波邦發現目前獨裁國家的作風和過去非常不同，她說：「蘇聯時期的領導人也會撒謊，但他們會努力把謊言說得像是真有其事。就像赫魯雪夫在聯合國大會的表現一樣，如果有人指責他們撒謊，他們會生氣，會製造不實『證據』或反駁的論證來回應。但在普丁治下的俄羅斯、阿薩德治下的敘利亞或馬杜洛治下的委內瑞拉，政治人物和電視名嘴通常不玩這一套。他們會不斷公然說著明顯的謊言，但一旦被揭穿，他們卻根本懶得反駁。」如今獨裁者聯盟已經發展出一套論述方式，主動透過國營媒體、TikTok與網路認知戰部隊等方式，向西方發起「流水式謊言」的進攻。「流水式謊言的策略不會讓人民憤怒，而是讓他們陷入虛無。給你這麼多種解釋，你要怎麼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你永遠無法知道真相呢？如果你無法理解周遭發生的一切，你就不會加入偉大的民主運動，不會追隨講真話的領導人，也不會傾聽任何人談論積極的政治變革，而是會完全避開政治。獨裁者有強烈動機去散播這種無望和憤世嫉俗的情緒，不僅在自己的國家，還要散播到世界各地。」
獨裁者聯盟影響的不只是西方國家，台灣身處認知戰前線，更是大量受到相關論述的轟炸。民眾黨支持者所展現的虛無、不信任與相信陰謀論，只能說是全球各國都出現的徵兆之一。
儘管如此，並非所有國家都產生同樣的分裂，各國分歧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別。皮尤研究所曾經在疫情期間針對14個西方國家，調查該國執政黨支持者與非支持者之間，對於政府防疫表現支持程度的差異。結果發現，美國的分歧程度遠高於其他國家。當時美國由共和黨的川普總統執政，政黨傾向較親近共和黨的民眾有76％支持政府的防疫措施，而非共和黨支持者，則僅有29%支持，兩者之間47%的差距為各國之最，次高的法國與西班牙都只有34%的差距，最低的丹麥與澳大利亞僅有5%的差距。美國社會的高度分歧，多少和今日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嚴重對立有關，足為西方國家之戒。
這也部分反映在部分當代青年對政治的態度。例如不久前英國電視 Channel 4 對 Z 世代的一項調查，震驚了英國各界。
所謂的Z 世代是指目前 13 歲至 27 歲的年輕人，和前一代的 Y 世代相較，他們從出生起就活在網路與社群媒體的二十一世紀，並深受影響。
這份由Channel 4委託，民調公司 Craft調查的結果發現，52% 的 Z 世代支持將英國變為獨裁國家，他們認為，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掌權，不需要為議會和選舉操心」，英國將會變得更加美好。
不僅如此，雖然不及獨裁支持者普遍，Z 世代也有不少人相信軍事政權以及激進主義。33% 的 Z 世代受訪者同意「軍隊掌權」對英國會更好。47% 的 Z 世代認為「必須透過革命徹底改變」社會組織。
這份報告挑戰了傳統認為Z世代是生在網路的世代，他們比任何一個世代的人都更享受到資訊的便利，因此對於極權危害有更清楚認知的想法，刻劃出當代社會存在的鴻溝，讓真實的溝通變得更加不可能，對制度的信任蕩然無存的情形。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對政治改革的挑戰愈發激烈，重建社會信任的基石，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重要。
※作者為台大機械系、政大企研所畢業，於法國INSEAD取得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