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賢珍（ナム・ヒュンジン，音譯）受訪時還記得，5 年前自己懷第一胎時，辦公室裡的氣氛有多微妙。當時，她常常擔心產假一請，升遷機會就沒了。上司雖沒明說，但「以後會更忙喔」、「確定能兼顧嗎？」等話語，讓她壓力極大。結果，她在懷孕後期時，仍經常咬牙工作。
但這次，情況真的不一樣了。當她 2024 年迎來第二個女兒，公司不但主動提供生育補助，同事也不忘公開祝賀。她笑著說：「相比 5 年前，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變了，大家對生小孩的態度也不一樣了。」
南賢珍的經驗，正是韓國少子化如何踩煞車的故事縮影。
生育率時隔 9 年止跌回升，是什麼變了？
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長年低迷，甚至是全球最低。
什麼是總和生育率？翻譯官方的話來說，就是在問：一個國家裡，所有 15 歲到 49 歲的女性，每人一生平均會生幾個孩子？如果這個數字是 2.1，表示生的孩子剛好能讓人口維持不減少；如果這個數字變低，例如 1.0，就代表平均每個女性一生只生一個小孩，將來這個國家的人就會越來越少。
到了 2024 年，韓國的數字終於上升到 0.75。雖然還是頗低，但這是 9 年來第一次回升。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方面，許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推遲結婚，或漸漸感受到家庭重要的情侶，終於步入婚姻並迎來新生命，帶動了出生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與企業聯手推出育兒支持措施，也開始產生影響。例如，政府大幅提高育嬰補助，鼓勵雙親共同請育嬰假，甚至要求大企業實施育兒友善政策，讓生小孩不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整個社會一起支撐的事情。
前文 35 歲的南賢珍就是受惠者之一。她工作的大型建設公司，即富榮集團（Booyoung Group），去年開始提供員工個人達 1 億韓元（約新台幣 226 萬元）的生育獎金，這筆錢足以支付育兒前幾年的開銷，讓她和先生終於敢再生一胎。
當然，無風不起浪。韓國曾於 2024 年 3 月制定法案，規定「企業向員工發放的生育補助金，在子女滿 2 歲之前，不論金額大小，全額免稅」，藉以支持企業參與少子化對策。過去，那句「生得起，養不起」困擾著無數韓國家庭；現在，不只政府，企業也因為制度推力，開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南韓人口危機的長期困境
韓國的少子化問題不是一天造成的。總和生育率從 2015 年的 1.24，到 2023 年驟降為 0.72，主要原因就在於高昂的住房與育兒成本，加上職場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讓許多年輕人遲遲不敢選擇進入婚姻、生育下一代。
如果這個趨勢不變，韓國的 5,100 萬人口可能在本世紀末減半，這對經濟成長、社會福利制度，甚至是國家競爭力，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韓國政府近年便陸續配置資源，更在 2024 年 6 月正式宣布「人口緊急狀態」，設置由總統擔任委員長的「少子高齡化委員會」，加碼投入 19.7 兆韓元（約新台幣 4 千 463 億元）改善育兒環境。這筆預算不只用以補助新手家長，還包括增加托育機構、擴大產假福利，提供更多可負擔的育兒住宅。
數據顯示，前述結婚風潮與種種措施已開始發酵，以第二胎佔全體新生兒的比例來看：雖然從 2018 年的 37.6% 下降至 2024 年第一季的 31.7%，但同年第二季回升至 32.6%，第三季則達到 32.5%，可見相關政策已慢慢產生效果。
政府與企業做了哪些努力？
在這股趨勢下，南韓政府近期做了什麼努力呢？例如：
- 延長全薪育嬰假：雙親共同請育嬰假時，全薪補助從 3 個月增為 6 個月。育嬰假總時長也從 1 年延長至 1.5 年。
- 擴增男性育嬰假：法定男性育嬰假從 10 天增至 20 天，並由政府負擔中小企業員工的薪資補助。
- 賦予企業義務與獎勵：上市公司必須申報員工育兒的統計資料，政府則為積極推動育兒政策的中小企業提供獎助（如招募代理人力的資金補貼）。
自實施這項制度以來，據統計，育嬰假的申請人數確實大幅增加。尤其是男性育嬰假的申請人數顯著成長，從 2002 年僅有 78 人，到 2024 年已增至 41,289 人。此外，男性佔育嬰假申請者的比例，也在同一期間內從 2.1% 上升至 31.6%。隨著請育嬰假的男性增加，女性在育兒與家務上的負擔便可望減輕。
除了政府加大力道，企業界也逐漸意識到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許多韓國企業開始提供生育補助、彈性工時，甚至設立公司內部的托兒所。生育率下降不只是國家問題，對企業來說，這代表著未來的消費者與勞動力都在減少。
富榮集團人事部長金鎮成（キム・ジンソン，音譯）直言：「我們建的公寓需要人來住，如果沒有人口成長，房子就賣不出去。這不只是社會責任，更是企業生存的手段。」
這些政策也已經反映在民意上。2023 年，韓國的婚姻登記數量在睽違 12 年後首次回升，2024 年更創下歷史最高增長率。同時，政府調查也發現，52.5%的韓國人對結婚持肯定態度，這是自 2014 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沒有盡頭的永恆挑戰
雖然透過政府與企業攜手努力，確實讓出生率止跌回升，但要達到維持人口穩定的出生率，韓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府設定的短期目標是 2030 年前，要將生育率提升至 1.0，但即便達成，也還是低於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標準。
更何況，前述安全網的範圍，並沒有及於自營工作者，留下不小的空白地帶。
社會學家申京雅（シン・キュンア，音譯）指出，非正規雇用的部分仍是生育政策的一大障礙。 目前，韓國的非正規就業比例高達 27.3%，遠高於 OECD 的平均值 11.3 %。許多年輕人擔心工作不穩定，根本無法負擔結婚與養育孩子的成本。
受訪時，21 歲的大學生金河蘭（キム・ハラム，音譯）即對這股「出生率回升」的現象持保留態度：「在韓國，結婚和養小孩的成本太高了。」
韓國上一次的嬰兒潮，發生在 1991 年至 1996 年之間。這次，是否真的能再次創造生育奇蹟，還是只是短暫的政策紅利？答案大概還要再觀察幾年才能揭曉。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府與企業無法持續深化改革，這場生育回升的接力賽，可能仍是曇花一現。
從韓國看回台灣，共同點有哪些？
與南韓相似，台灣也有以下這些導致少子化的因素：
- 房價與生活成本高：如雙北的房價讓年輕人望而卻步，買房困難、租屋市場又不穩定，讓許多夫妻遲遲不敢生小孩。
- 職場環境對家庭不友善：雖然台灣法定提供產假與育嬰假，但許多企業文化仍不鼓勵請假，甚至有不少職場媽媽擔心自己請育嬰假後會被「邊緣化」。
- 托育與教育成本高：私立幼兒園費用昂貴，公共托育名額又有限；另國民也可能因擔心孩子的教育與未來競爭力，不敢貿然生育。
- 年輕世代的價值觀轉變：結婚與生育不再被視為人生必經之路，許多年輕人選擇享受個人自由，而非承擔家庭責任。
上述因素與韓國的發展幾乎如出一轍，但後者近年的政策已開始產生影響，值得台灣借鏡。
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法令必須足夠「有力」，讓企業心甘情願參與，同時也要減少年輕人對於未來的焦慮，才可能營造讓大家安心生孩子、長期參與勞動市場的環境。
簡言之，為年輕人創造足夠的條件與動機，正是當務之急。除了友善生育，針對經濟產業、賦稅政策、教育發展，甚至是基本的財政預算，都需要以制度全面應對，但我們的立法院真的有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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