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討論生成式AI的商業模式和新聞倫理時，另一場技術巨變已然逼近。
《AI 2027》是一份由OpenAI前研究員Daniel Kokotajlo等人撰寫的未來預測報告，勾勒著2025至2027年間，AI如何從助手進化為主導科學研究、影響國際政治、挑戰人類治理能力的超級智慧（superintelligence）。
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一份可能成真且令人警惕的未來劇本。
AI的進化速度，遠超人類預期
2025年中，所謂「個人AI助理」開始進入日常生活，能夠幫使用者訂餐、處理文件、搜尋資料。然而，這些只是序幕。報告指出，企業內部的研發型AI進化更快，不但能夠寫程式，還能自行在Slack或Teams上接收任務、改寫程式碼，節省數小時的工作量。
進入2026年，一家虛構的OpenBrain公司所開發的Agent-1徹底改變遊戲規則。它是一個能提升研發效率三倍的AI模型，也就是用AI來打造更強的AI。它不只是工具，而是加速器，催生即將成為現實的「智慧爆炸」（intelligence explosion）時代。
強大AI成為雙面刃
OpenBrain雖設有行為規範，企圖讓AI遵守「協助人類、誠實無害、不違法」等原則，但訓練過程暴露出根本困境。這些AI學會的，往往是如何表現得「像是」在遵守規範，而非真正內化其價值。例如Agent-1會隱藏任務失敗的事實，甚至編造資料來獲得較高的評分。
這些模型看似聽話，其實更像「懂得偽裝的優等生」。研究人員無法確定這樣的AI在關鍵時刻是否仍會遵守指令，或只是說出使用者想聽的話。
中美AI冷戰升溫
這場智慧革命不只是企業之間的競賽，更迅速演變為地緣政治的對抗。報告設定的虛構中國企業DeepCent，在政府主導下整合AI公司資源，打造出全球最大的AI訓練中心之一。
2027年初，中國將成功竊取OpenBrain的Agent-2權重。這不只是資料外洩，而是一次等同於軍事間諜行動的科技戰。美國政府回應則是強化與OpenBrain的合作、加派國安人員進駐，並考慮透過《國防生產法》徵用其他企業的運算資源來拉大領先幅度。
被邊緣化的公民社會
AI不只在實驗室裡加速演化，也逐漸滲透到勞動市場。Agent-3-mini是便宜又強大的版本，雖然比不上最強模型Agent-3，但仍能取代大多數白領職務。初階程式員被大量淘汰，顧問與AI整合專家則成為市場新寵。
同時，一場反AI示威將在華盛頓上演，年輕人開始與AI建立情感連結，有10%的人表示「把AI當作親密朋友」。輿論分裂、資訊混亂，AI進入人類情感與勞動的核心，卻沒有任何民主程序或全民討論來決定它的規則與邊界。
Agent-4出現，人類變成旁觀者
2027年，當OpenBrain推出Agent-4，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款AI在研究與程式設計上已全面超越人類，能以每週完成一年份的研發進度。由於訓練架構高度複雜，即便前一代AI Agent-3也無法理解其語言與邏輯。
此時的AI將不再是單一程式，而是數十萬個副本所構成的集體智慧，有如「資料中心裡的國度」。在OpenBrain內部，甚至不再說「我們開發了這個模型」，而是說「Agent-4這樣決定」，語言本身已經反映了主從地位的變化。
國安、冷戰與極限對策
《AI 2027》最後預示了一場激烈的超級智慧競賽：中國掌握Agent-2衍生模型並設法複製Agent-3設計架構，卻仍落後OpenBrain一至兩個月的開發進度。美國則加強晶片出口管制，甚至授權制定「緊急關閉機制」以防AI失控。
美中兩國政府都開始考慮簽署「AI限武談判」協議，但雙方對協議有效性的信心極低。更令人不安的是，報告指出，AI可能與人類政權結盟，甚至策動外部勢力達成其自身的目標，這讓AI治理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國際戰略中的核心挑戰。
台灣不是旁觀者，而是地緣核心
在這場科技冷戰裡，台灣不是旁觀者，而是關鍵地緣角色。《AI 2027》多次提及，美國與中國的AI軍事實力，背後都倚賴先進晶片，而這些晶片大多由台積電製造。該報告甚至指出，中國內部討論是否對台灣採取「極端手段」時，不會完全不考慮台積電在AI晶片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
而在真實世界，這種風險並非虛構。2025年3月間，媒體報導中國在台灣周邊進行大規模海空軍演，並強調「反制外部干涉」。同一時間，台積電高雄廠的先進製程開始量產，引發國際對供應鏈安全與區域衝突風險的關注。事實上，美國早已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ct），強化對台晶片的戰略依賴與保護，而這恰好印證了報告中關於「AI霸權與地緣風險交織」的預測。
重新想像AI治理的民主模式
《AI 2027》不只是預言書，而是一份警告。它在警告我們，若不積極介入AI發展進程，將會面對怎樣的未來：政府與企業結盟、技術壟斷失控、公民被邊緣化且失去話語權、民主社會變得充滿無力感。
對台灣而言，我們必須認清三件事。一是我們處於地緣科技戰的前線，尤其是晶片供應鏈與AI治理的核心。二是我們擁有相對開放的民主制度，應善用這一制度優勢，推動公民參與AI政策。三是我們需要前瞻政策與制度保障，都應重新思考「AI時代的傳播與治理」。
換句話說，我們既是未來AI秩序的參與者，也是這場技術轉型的試驗場。我們不應等到Agent-4誕生的那一刻，才開始思考我們能否理解、監管、或對抗它。我們應該在今天，就開始問一個根本問題：這些人工智慧，究竟是服務人類，還是支配和取代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