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德國請病假的人數屢創新高，根據德國聯邦數據辦公室（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統計，2023 年德國員工平均請假 15.1 個工作天，與 2021 年相比增加了 4.0 天。整體病假人數之高，甚至連《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都曾報導，德國境內甚至有企業聘雇私人偵探調查請長期病假的員工是否真的「生病」。
根據 2024 年 AOK 健康保險的統計，心理疾病已連續多年成職員請病假的主因之一，特別以憂鬱症、焦慮症與工作倦怠（Burnout）最為常見。
這一現象不僅是公共衛生問題，更反映出文化與價值觀的變遷。這場「集體疲憊」背後，可能有幾個關鍵因素：
一、心理壓力因素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倦怠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中指出，我們正從「命令社會」轉向「績效社會」（Die Gesellschaft der Disziplin verwandelt sich in eine Gesellschaft der Leistung.）。人們不再只是被外在力量驅使，而是透過激勵、目標導向的訓練，主動追求更多、更快、更好的成果。
這種內化的壓力讓個體成為「自我剝削」的主體（但其實就是因為外在主流價值的影響），最終導致精神崩潰。
AOK 的統計數字印證了憂鬱、注意力缺失、無法休息是現代人普遍的心理困境，而心理健康問題已顯現在病假總天數的比例上。這種趨勢在教育、照護、行政等高壓產業更是尤為常見，憂鬱與倦怠都呈現明顯上升趨勢。
二、「心理疲勞」引發的身體抗議
除了純粹的心理疾病外，許多病假表面上為生理症狀，實則為「身體的抗議」。
根據德國心理學與神經學學會（DGPPN）的說法，長期處於高壓與重責的工作環境下，個體易出現頭痛、失眠、腸胃不適、肌肉痠痛等心身症狀（Psychosomatic Symptoms），這些症狀不容易透過醫療檢查判斷其病因，卻是心理疲勞最真實的表現形式。
這種情況在社會中往往被嚴重低估，很多人為了「看起來」沒事，選擇壓抑身心狀態，直到無法工作才請病假，顯示出德國醫療與職場對心理健康的認識與支持，仍有極大進步空間。
為提升職場對心理健康的認識，國內亦有不少團體致力於提升員工對心理健康的認識與支持，如非營利組織 Irrsinnig Menschlich e.V. 就與多家企業合作，推動「Psychisch fit arbeiten」計畫，透過教育與去污名化活動，預防企業內的心理健康危機。
三、年輕世代對工作價值觀的轉變
在德國，病假成為某種「合法的社會退場機制」。圖／Zerbor@Shutterstock
在德國，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坦言：「我真的受不了現在的工作。」
這並非逃避責任，而是對傳統工作倫理的反思與挑戰。德國向來重視紀律、責任與效率，但年輕一代更關注心理健康與生活品質，也更願意承認自己的極限，將病假視為調整的契機。
根據國際數據分析公司 YouGov 於 2023 年的調查，在德國，有超過 6 成的 18–34 歲年輕人表示，若心理健康受損便會考慮請病假或離職。這種態度的轉變，代表著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正悄然變化 ──不再只是收入、地位與效率，而是涵蓋內在的穩定與幸福感。
此外，某種程度而言，病假也成為「合法的社會退場機制」，當人無法用語言反抗制度與結構性壓力時，便以身體來表達拒絕。
四、社會結構性疲勞：風險社會下的個體責任
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其經典著作《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中指出，現代社會將愈來愈多的不確定性與責任轉嫁給個體，如工作保障減少、生活節奏加快、退休年限延長、照護壓力增加等，都讓人難以喘息。
如今，德國政府雖已意識到心理健康服務供應不足的問題，並採取初步對策，例如增加心理治療師的培訓名額、簡化執業流程，以提高服務供應量，但許多心理壓力問題仍得不到及時協助。
根據德國心理治療師會（BPtK）2023 年的報告，心理諮商的平均候診時間為 4-6 個月，許多急性心理症狀病人無法及時獲得幫助，顯示心理健康支持機制雖已有所進展，但資源配置與執行效率仍須進一步改善。
當人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結構性支持，只能靠「病假」這類看似個人決定，來進行短暫的自我療癒。
小結：病假也許是一種社會訊號？
現任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在選前強調，若要復興德國經濟，就不能提倡生活與工作平衡（Work-Life Balance），或執行曾引發國內討論的「一週工作 4 天」（4 Tage Wochen）計畫。
梅爾茨作為一位成功的前企業家，我們可以理解他眼裡的「成功」定義為繁榮與富裕，但若以勞工家庭和身心狀態為代價，這樣的經濟繁榮是否能為人民帶來幸福，值得深思。
當然，「請病假」的人中也不乏濫用制度、賄賂醫生的害群之馬，但這些個案並不能作為忽視集體疲勞現象的利用，因為人為濫用的問題源於制度的漏洞。如今，德國社會普遍的「疲勞」現象，是人民用自身經驗對現有工作制度、價值觀與社會支持系統壓力極限的直接回應。
病假率的上升也對德國社會與經濟造成實質影響 ──企業面臨人力短缺與生產效率下滑的挑戰，進而影響競爭力；而從文化層面來看，社會對「工作至上」的傳統倫理開始鬆動，人們愈來愈重視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代表一場價值觀的轉向正在發生。
如果我們繼續把「能工作不請假」當作榮譽，把病假視為懶惰，社會將無法面對真正的危機。唯有承認人類的脆弱與心理的正當性，打造更有彈性與人性的制度，才能讓我們從「疲勞社會」走向「復原社會」。
這樣的問題，其實不只是德國的現象。在台灣，愈來愈多人也開始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病假不再只是身體的休息，更是一種心靈的療癒。當我們一起面對勞動與倦怠時，也許能讓社會更有同理心，也更懂得「慢下來」的價值。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請病假，是懶惰還是求救？解析德國人「集體疲憊」背後的 4 大關鍵因素》，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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