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進入一波大罷免潮，部分民代接連出現離譜言行，罔顧民意底線，卻不在乎選區其他選民的民意。原因不難理解——有些代表可能仗著地方鐵票無須負責，毫無畏懼地挑戰公眾耐性。當民怨升高、社會憤怒蔓延，我們卻只能啟動一項高門檻、程序繁瑣的事後補救機制：罷免。這套制度本應是民主的自我修復工具，實則往往演變為政黨間互相傾軋的戰場，民意被簡化為操作、罷免成了報復。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在選舉的那一刻，我們幾乎沒有真正「拒絕所有人」的選擇。當候選人皆不理想，我們只能選擇棄票、投廢票，或在「爛」與「比較不爛」之間痛苦抉擇。制度設計逼迫選民在爛選項中吞下結果，這不是民主參與，而是制度性綁架。
泰國的突破性實驗：以上皆非
以政治動盪、軍方干政不斷的泰國來觀察，卻在選舉制度上進行了一項深具突破性的實驗：選票上設有「以上皆非」（None of the Above）選項，賦予選民實質否決權。
這不是象徵性表態，而是帶有具體制度效果的設計：
- 若區域候選人遭「以上皆非」得票超過25%，該選區即重新選舉；
- 政黨票中「以上皆非」超過5%，整份政黨名單則失效、重選。
這樣的制度等於賦予選民一顆翻桌鍵，一種在源頭即刻制止爛選項的制度性能力。選民不只能拒絕個人，而是可以明確否決整個選項集合，迫使政黨回頭面對真正的民意。
公民運動中的象徵與制度連結
2011年，泰國社會發起「不要讓動物進國會」運動，政治海報中將候選人擬為牛、狗、蜥蜴與猴子，荒誕背後其實是尖銳控訴：當政黨提名只是家族輪替與政治包裹，選民卻無法在制度內說「不」，那就只能用圖像語言反抗失能民主。這場行動不是情緒化，而是有制度基礎的集體拒絕，透過「以上皆非」這個選項，進入民主程序。
公民運動中的象徵與制度連結
即便泰國的「以上皆非」制度未必每次都撼動選舉結果，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制度壓力。它提醒政黨：你的候選人不只是和對手競爭，也要面對被整體否決的風險。它也賦予公民另一種力量：不是等人當選後才艱困地罷免，而是在選前就能制止錯誤進場。
而台灣目前的制度，卻幾乎完全倚賴事後補救。政黨深知，在穩定選區中，只要提對家族、擺對顏色，哪怕端出一顆西瓜也能當選。因為反對方無從阻止，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進入國會，再費盡千辛萬苦地發動罷免。這不是民主進程，而是一場被設計好的制度消耗戰。
「選擇權」之外，我們需要「否決權」
我們的選舉制度，只提供了「選誰」的空間，卻沒有「拒絕誰」的可能。
在這樣的架構下，罷免制度看似民主的自我修正，實則更像一場疲於奔命的亡羊補牢。當制度無法預防問題候選人上台，只能事後拆彈，那麼選舉就不再是公民授權的神聖儀式，而是一次次反覆出錯、反覆修補的悖論。
民主不能只容納「選邊站」的選票，也必須承認「我全都不要」的聲音。「以上皆非」是一種制度化的拒絕權，它讓廢票不再只是無力的嘆息，而是具有制度效果的否決力量。它迫使政黨謹慎提名，也讓選舉不再淪為少數菁英之間的分贓遊戲，而是還給人民真正的選擇權與否決權。
結語：讓「投不」成為有力的政治選擇
台灣的民主不缺激情、不缺投票率，缺的是在源頭就能制衡的制度設計。我們不需要更多罷免案，我們需要的是能在投票當下就說「不」的選項。當你連選票都無法表達「我誰都不想投」，那麼我們的民主，只會在不斷的罷免與倦怠之間，進入一場虛耗的惡性循環。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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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耀南專欄》罷免，不同命運：南韓兩大陣營的裂變與求生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