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所謂「大罷免」造成的衝擊，在野黨已祭出不少反制手段。從「冷戰」到「熱戰」，從被動宣傳反罷免，到主動同步發起罷免民進黨立委連署，直至思考倒閣為最新因應。但近幾個月來無論哪家媒體、機構進行的民調，普遍仍呈現出國民黨立委的表現最不讓人滿意，另一在野黨的評價也不好，雙雙負評都在執政的民進黨立委之上。這種氣氛，當然會讓「大罷免」對在野黨形成不小壓力。
至於民眾對國、眾兩黨立委滿意度低、不滿意度高的現象，恐怕也不全然是來自「大罷免」宣傳所致。
首先，從去年新國會上路，自國民黨、民眾黨兩黨總召傅崐萁、黃國昌愈是以國會戰將之姿處處表露其勢如破竹、攻城掠地，這兩黨的政黨支持度卻愈走下坡，實已是警訊。繼之，在野黨儘管取得國會席次優勢，卻在人人力求表現下，倒有愈來愈多不顧基本禮貌的人身攻擊問政，不容否認，過去一年來，台灣國會只得愈顯輕浮、失序，再到國、眾兩黨刪凍預算，拜現今國會轉播技術之賜，未待執政黨「引導輿論」，台灣各領域諸多關切國政者，早就先一步為國會看似陷入瑣碎和幼稚行為的迴圈發出警鳴。
遙望美國國會，它很早就給出教訓，即國家無法有序改革，除國會持續卡在朝野僵局外，還有愈來愈多政客儼然喪失了基本的政治思想（理論），一個個只能藉由最粗淺的言語、動作，去凸顯個人所持的反對立場。這才是國家的最大危機。
一開始，語言的攻擊性至多造成台灣國會氛圍緊張，之後，過於粗劣的「刪凍預算」，再又額外深化了政治困局。最後，唯一所能寄望，就是國會議員本身是否有足夠本事把失序的國會拉回軌道。而當國民黨身為國會最大黨，加上和民眾黨一同擁有席次優勢，兩黨滿意度卻始終低迷不振，那麼，民眾此刻對國會「責任」天秤砝碼的擺放考量，不已很清楚。
相對「大罷免」造成的政治衝擊，台灣社會對國、眾兩黨滿意度不佳，很重要因素自然也是對其立委表現看在眼裡。就以近期幾個公開質詢為例：
國民黨立委許宇甄或是不滿內政部長劉世芳表示要把日前在北檢外抗議的朱立倫等人移送地檢署偵辦，於是藉著質詢機會質問劉世芳：「去年青鳥包圍立法院，柯總召在現場蠱惑，鍾佳濱有移除柵欄揮手青鳥衝進闖立院，（他們）有移送法辦嗎？」劉世芳則回以：「立法院不是集會遊行禁制區。」
另外，國民黨立委黃健豪在交通委員會問及交通部長陳世凱：「台中清泉崗機場跑道長度是3659公尺，和桃機相去不遠，比起松山、小港還適合停大型客機，但航空站等級沒有提升，問題卡在哪裡？」陳世凱的答覆是：「清泉崗原本是軍機場，目前為止也是重要的軍機場」，「軍方任務至今仍然繁重，因此在機場有先天限制，跑道雖然長度夠，但品質還未能讓大量的大飛機起降，品質部分還要跟軍方協調、協商。」結果黃健豪竟一臉狐疑問：「（清泉崗機場）跑道現在有在飛戰鬥機嗎？」陳世凱答：「有啊」，黃健豪則說「真的喔？抱歉這個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是單純民用在飛。」
再有民眾黨立委麥玉珍針對刪凍預算舉例說：「你要去吃牛排，我給你70%了嘛，你真的吃牛排，回來跟我講，我再補嘛（再解凍嘛），這麼簡單的邏輯！」備詢的卓榮泰則反問：「有人會這樣開牛排店嗎？（客人）只要付70%？」
又例如，當國民黨立委葛如鈞質問文化部為什麼沒有人受邀大阪世博「Tech World」館發表會，備詢的文化部次長王時思才提醒他，在夢洲裡面參加世博行動的，從頭到尾都是經濟部。
林林總總，撇開政治意識形態、法律見解、議題切入角度，其實有不少都已直接觸及了對基本事實的認識不足。又雖然麥玉珍事後再於個人臉書洋洋灑灑澄清自己舉例的本意，問題是，這也只證明了立委在國會殿堂行使職權時的草率上陣。
2006年，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托馬斯·曼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諾曼·奧恩斯坦合著出版《破碎的分支：國會如何辜負美國以及該如何讓它重回正軌》，試圖解析民眾何以對國會認同愈走下坡。其中相關討論提到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會信度不彰，關鍵在於監督失敗，怎麼會監督失敗？答案則是根植於一個更大的問題：從白宮到許多其他部門和機構並不懼怕國會。
只是，何以致此？問題本身卻也在國會，因為當「國會議員沒有表現出對任何議題具備嚴肅的態度或對嚴謹監督感興趣，而只能就短期政治權宜即興發揮」，則誰都很可能因此輕蔑國會。
以近期執政黨官員在國會的反應，其對國會的姿態頗高，我們當然可以批判執政者的傲慢，只是，回到在野立委的問政品質，卻也實難對之有任何敬畏。而為什麼學者們要特別以如何讓國會重回正軌為題撰述，正因為存在一個不讓行政權敬畏的國會，當然是民主的危機。
應該說，在野黨的挑戰從來不是「大罷免」，而在於除了眼前檯面上的「狠角色」和時運下諸多的「rookie」外，他們終究有沒有得以讓人在國會殿堂予之敬畏的人才。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