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重新執政，美國掀起新一輪全球關稅風暴後，幾乎每天都有新消息在各大媒體上「洗版」。4 月 24 日的最新消息是，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稱「可能大幅調降對中關稅」，但「一切取決於北京」。
然而不過就在 4 月 22 日，美國商務部才針對中國「經東南亞出口至美國」的太陽能面板，提出最低 200%，最高則達 3521% 的懲罰性關稅方案。
3521% 的天文數字從何而來？美國商務部給出的理由，是中國藉由種種手段「跨國補貼」部分東南亞國家（如柬埔寨、越南、泰國等），造成太陽能版大量自東南亞傾銷至美國市場，重傷美國本土的相關產業，因而擬祭出高額關稅反制。
而這所謂的「跨國補貼」實務上如何運作？其中一種方式其實更加白話且廣為人知，即是本文的主題：「洗產地」。
事實上，近年由於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在許多產業中，「洗產地」早是業界半公開的秘密，甚至已發展為成熟的「灰色供應鏈」。本文將逐一從發展背景、實務定義、具體規模與效應、相關調查與因應等層面，和《換日線》的讀者朋友們一同深入理解「洗產地」的國際迷局：
背景：7 年貿易戰，「間接出口」蔚為風潮
美國總統川普早在 2018 年時，就拉開「美中貿易戰」的序幕。圖／Joey Sussman@Shutterstock
如同筆者在《川普「關稅核彈」衝擊全球：政策背景、歷史前例、各國因應、對臺影響》一文中所述，美國總統川普早在第一任期時的 2018 年，就拉開了「美中貿易戰」的序幕。
其理由可說既複雜也簡單：2001 年中國（在美幫助下）加入 WTO 時，美國對中國的年度貿易逆差約為 830 億美元；但到了 2018 年時，此一數字已飆升至約 4,192 億美元，是本世紀初的 5 倍之多。川普因而將矛頭直指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不公平競爭」，導致美國蒙受巨大損失，從此開啟了「去中國化」的國際運動，透過關稅、配額、行政限制等諸多手段，企圖降低「中國製造」的商品比例，保護本地產業。
當然，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中國，也與自身產業結構失衡息息相關 ──美國製造業因成本不斷上升而逐漸外移，主要經濟動能的金融與科技業則過於集中（在東西兩岸沿海大城），早已使得多數勞力密集型產業難以與亞洲、中南美各國競爭。
但此現狀不僅加劇國內貧富差距問題，更讓廣大勞動階層積怨已久，「民意所趨」下，不僅導致提出簡單解方：「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的川普於 2016 年爆冷當選，即便到了 2020 年拜登政府執政時期，也延續著川普第一任期對中國的貿易高壓策略 ──
根據統計，過去 7 年間美國對所有中國製造商品（尚不含 2025 年開啟的關稅戰），施以平均高達 32% 的關稅，尤其針對半導體、電動車、鋼鐵等產品，平均關稅更早已高達 40%；至於中國方面，則以限制稀土、鎵、鍺等關鍵原物料出口作為反制，雙方在貿易領域展開長達多年的激烈博弈，也延伸至包含國際衝突、地緣政治、外交聯盟等在內的諸多領域。更不用說到了 2025 年的今天，美中脫鉤、對抗的趨勢更為明顯且具針對性。
在此長達 7 年多且持續升溫的趨勢中，全球製造供應鏈因此也出現劇烈變動：如東南亞地區就長期受益，承接了大量來自中國的製造業轉移，卻也同時成為「洗產地」的溫床。
定義：「洗產地」的實況與案例
所謂「洗產地」（transshipment）的定義，是透過第三國轉口貿易或加工程序，從而改變產品的原產地，本來其實是相對中性的詞彙；但近年隨著美中貿易戰加劇，通常已被專指藉此手段違法規避關稅或貿易限制措施的行為。即＂illicit＂transshipment。
根據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統計，自 2022 年以來，此類違規「洗產地」的行為急劇增加，當中更有約 70% 以上與中國相關，尤其集中在東南亞地區，包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柬埔寨等國。
看到這裡讀者朋友可能會問，如今許多科技產品都有龐大的跨國供應鏈，到底「原產地」該如何認定？「違法違規」的界線又如何劃定？最簡化的答案是 40%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章（WTO Rules of Origin），只要產品超過 40% 的附加價值在某國完成，便可取得該國的原產地認證；反之則極可能違反了相關法規。
換言之，前述美國海關統計的違規「洗產地」案例，指的均為經查在「表面原產國」實際產生的附加價值遠遠不足 40% 的各類商品──這些違規企業通常將中國製造的半成品或零組件先出口到東南亞進行簡易組裝、包裝，再以 Made in OO（東南亞某國）的方式出口至美國以規避關稅。在部分案例中，甚至只在當地「貼標」而已。
為進一步理解此一現象，我們舉可能遭課鉅額關稅的太陽能板為例，詳細說明「洗產地」的運作模式與流程：
首先，中國廠商在中國境內完成主要的原物料採購與初級製造程序，包括矽晶片、太陽能電池片等核心零組件的生產。這些產品在中國完成後，原本應直接出口美國，但由於美方針對中國製太陽能電池產品目前已高達 200% 以上的懲罰性關稅，因此中國廠商會選擇將這些半成品或零組件先運往馬來西亞、越南或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
貨物抵達東南亞後，在當地工廠（通常也由中資經營）進行「表面上的」簡單加工程序：包括產品外框組裝、玻璃面板黏合、加裝背板及電線接合等等步驟。
前面提到，由於根據 WTO 規章，超過 40% 的附加價值在出口國完成，便可取得該國的原產地認證，因此中國廠商接著會透過刻意操控會計及物流、甚至行賄等方式，「證明」產品經當地加工後，符合「東南亞產」的標準。
最後，產品以東南亞國家的名義重新出口至美國市場，從而規避了美國的高額關稅。
透過這一套運作模式，中國廠商得以避開高昂關稅成本，且持續保有在美國市場的價格優勢，讓美方原本希望透過關稅措施保護本國產業的目標大打折扣。根據美國商務部報告指出，2024 年美國從東南亞進口的太陽能板產品中，超過 65% 實際上是中國廠商僅進行微量加工後轉運美國的產品，由此規避的關稅金額估計已超過 20 億美元。
規模：橫跨多項產業的「灰色供應鏈」，每年影響數百億美元稅金
太陽能板還只是如今眾多「洗產地」的產業案例之一：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與《日經亞洲》的調查，包括鋼鐵、家具、鋁擠型材、電子零組件（特別是主機板與連接器）、輪胎與汽車零件等，均是近年「洗產地」風險最高的中國出口產品類別。
上述這些產品具有共同特徵：一是中國擁有完整生產鏈，能大規模生產並輸出廉價產品；二是加工門檻不高，在東南亞地區透過少量機械組裝或簡易加工作業即可「轉型」為當地產品；三是美國在這些產品上對中國施加了高額懲罰性關稅或反傾銷制裁，使得透過第三國規避稅負成為高度誘因。
以汽車輪胎為例：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在 2023 年進行的調查，中國出口美國的乘用車輪胎近年因受到歐美的「雙反」（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總關稅稅率可達 80% 至 120%，因而造成「中國製造」的車輪市占率在歐美市場逐年降低。然而同時間，馬來西亞、泰國與印尼等國的輪胎出口量卻快速飆升：僅馬來西亞一地，對美出口的輪胎總值，就從 2016 年的 4.8 億美元成長至 2022 年的 14.1 億美元。
經調查，這些輪胎多數來自中國資本控股的馬來西亞工廠 ──它們先在中國完成橡膠煉製與胎體結構設計後，再以半成品型態運至馬國，僅在當地進行硫化、印刷、包裝與測試作業，即可出口為「原產於馬來西亞」的產品。依照美國對原產地判定的規則，若「最後實質性轉型」在出口國完成，便能獲得該地的 COO（Certificate of Origin），這正好為中國輪胎業者提供了制度空間。
至於企業如何「刻意操控會計及物流」以規避風險，其手段亦越來越精密：一種做法是透過「價值錯置」，即在帳面上將第三國加工成本、人事支出、物流等項目大幅膨脹，使得表面上的附加價值比重符合原產地規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報告指出，部分中國企業甚至設立紙上公司於東南亞，將中國實際生產的產品「虛轉」入東南亞公司後再出口美國，中間完全無需物理加工，就能偽造出東南亞的貿易流向紀錄。此外，利用「自由貿易區倉儲」（FTZ Warehousing）也成為熱門方式。產品進入當地自貿港區短暫儲放，經重新包裝與調整報關資訊，再進行出口申報，即使未觸碰當地產業實體，也可能被視為當地出口。
根據 2023 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以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綜合評估，自 2018 年貿易戰以來，中國出口商透過東南亞等第三國進行轉運與原產地混淆的情況持續升高 ──美國從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地進口的多類商品不僅大幅成長，更與中國對美出口減幅呈現高度相關，顯示有相當比例的中國製產品藉由轉口繼續流入美國市場。
儘管無法精確掌握實際「洗產地」商品的總值，但多份跨國貿易審計機構（包括 Trademap 與S&P Global）估計，此類經第三國轉運的中國商品，每年金額高達 400 億至 550 億美元，約占中國對美整體出口的 7% 至 10%。若依美國對中平均加徵的 25% 關稅進行推算，相當於每年可使美國政府損失 100 億至 140 億美元的關稅收入 ──這還未計入因價格扭曲導致的本土產業營收流失與跨國投資遷移效應等。
而在歐洲方面，根據，布魯塞爾智庫 Bruegel 在一份研究中指出，由於東南亞與土耳其轉運之中國商品流入激增，歐盟近 3 年內在家具、鋼材與中階電子組件上，每年平均流失約 20 億至 30 億歐元的潛在關稅收入。該報告特別指出，若歐盟未強化原產地溯源與數位報關追蹤系統，將難以有效阻止企業藉由「產地偽裝」繼續壓低進口價格、侵蝕本地就業與產能。
調查與因應機制：灰色地帶下的兩難困局
多年來，美國商務部與國會議員已多次要求海關與司法單位，需針對種種「規避行為」啟動全面追查，並加強對供應鏈來源的審核與查驗。
而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在 2024 年起，已對超過 25 個產品類別啟動深入調查，並對含有「轉口可疑性」的產品加強查驗，卻也造成平均清關時間延長了 50% 以上。
同時間，美國商務部開始針對特定高風險進口品（如電子機殼、滑軌、鋁型材）要求提交更詳細的生產履歷（production traceability），迫使供應商提交原物料來源、工藝記錄與加工工廠地址等。歐盟則在 2023 年修訂其反規避條款（Anti-circumvention Regulation），針對從第三國進口卻實際源自中國的鋼材與家具產品實施臨時稅率，並進一步規劃配合「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等，同步反制「洗產地」的中國製造產品。
然而儘管歐美均祭出反制手段，所謂的「洗產地」發展至今，卻早已超越單純貿易操作的層次，而演變為中國企業應對貿易壁壘的高度制度化、規模化手段。這不僅反映中國出口商的「策略靈活性」，也突顯當今全球貿易規則存在的空隙與制度漏洞 ──若美國與歐盟不能在透明追蹤、標準統一與跨境數據共享方面取得實質進展，那麼再高的關稅與懲罰性措施，也可能被這一套「灰色技術性操作」化解得無影無蹤。
面對此情形，川普與執政團隊當然也心知肚明，故不僅提高對東南亞國家商品的關稅，也大幅加強對「洗產地」案件的調查與處罰力度。然而在美國如今祭出高關稅的「強力威逼」之下，東南亞國家對此卻態度曖昧：一方面對來自美國的施壓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因來自中國的投資與經濟影響力過大，難以完全脫離既有的經濟生態系。
目前，儘管東南亞各國大多公開表示「願意配合美方打擊貿易欺詐行為」，但由於現實中經濟利益與政治平衡的考量，他們多數仍傾向於在美中之間繼續採取「模糊而靈活」的策略，實務上不太可能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這種模糊的態度，也凸顯了當前全球經濟的新現實：即美中貿易戰帶來的，將不僅是全球貿易格局的重整，也可能進一步深化區域內的合作調整，形成「區域內高整合，全球化程度卻下降」的新趨勢。各國在面對這種新常態下，未來全球經貿秩序恐將更為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
對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各國來說，在此敏感的局勢下如何制定政策以最大限度保障產業利益，無疑也將成為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間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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