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歐盟「雙核心」的幻象
長久以來，歐盟被視為法國與德國的雙核心體制：德國以其經濟實力、制度穩健成為歐洲整合的實務推手；法國則藉由核武、外交文化與地緣戰略自居為歐洲的象徵性領袖。但進入2020年代，這套結構已逐漸鬆動。在英國脫歐、俄烏戰爭、能源危機、歐洲右傾化與地緣重構的多重壓力下，歐盟的內部分歧與領導困境正日益明顯，而馬克宏的角色與表現正是這一裂縫的典型象徵。
二、馬克宏模式的特質：語言外交與中間主義的極限
長期以來，法國在歐洲自許為「歐盟的代言人」、「中間調解者」、「文明外交者」。馬克宏正是這套思維的集大成者。他相信語言能創造空間、曖昧能延續談判、修辭能拉攏多邊。這曾經奏效。
然而在今日，全球不再需要「說得好」的中介者，而是「做得狠」的實力者。美中對抗不是修辭場，是制度與科技的冷熱交戰；俄烏戰爭不是價值辯證，而是武器、能源與決心的對撞。
馬克宏仍試圖扮演那個讓法國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的外交演員，但：歐洲東翼國家（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早已直接對話華盛頓與倫敦，不再聽命巴黎；中國將法國視為機會主義者，並未真正給予實質讓利；美國則對馬克宏的「去附庸」說辭感到厭煩與疏離。
這場外交話語策略的終章，不只屬於馬克宏本人，也象徵法國過去作為「歐盟話語主體」的角色，正在失去其根基與時代舞台。
馬克宏的國際戰略可被視為「語言外交的經典操作」：藉由頻繁發言與多邊穿梭製造法國存在感，嘗試在美中競爭、俄烏衝突、非洲動盪之間扮演橋樑角色。他的操作邏輯本質上是一種「角色導向」的外交：藉由精密設計的語言、象徵性訪問與記者會話術，將法國包裝為世界秩序中的第三聲音——不是華府的附庸，也非北京的對立者，而是自成一格的中介者。
然而，這種外交模式的核心在於「不承擔代價、最大化話語」——具象徵性但無戰略落地力。馬克宏在援烏派兵、對中強硬、對美協調等問題上，往往發言激進但行動保守，實質行動多轉嫁至德國與美國。他頻繁於G7、慕尼黑安全會議、北京與非洲多國發表聲明，卻極力避免實質財政支出或軍事部署。這種「道義外包」的操作，短期內維持了法國的主導性，卻使歐洲整體決策顯得分裂。
馬克宏另一步驟則是藉由「模糊內政立場以換取國際高度」：在法國國內面對退休制度改革、移民衝突與社會階級分裂時，馬克宏選擇將注意力移至國際議題，以「全球治理」的總統形象來逃避具體施政成果的考驗。他善於轉移議題、延遲決策與語義漂移，將政治危機消化於時間與程序之中。
三、歐盟的戰略困局：德國理性 vs 法國表演
面對戰爭與經濟壓力，德國以務實派的姿態調整能源政策、強化國防與重建對東歐的政策主導權。梅爾茨領導下的保守主義路線正嘗試回歸建制治理。而法國則深陷社會分裂與國內抗爭，馬克宏的「中間技術官僚主義」未能獲得選民信任，也無法透過制度鞏固歐洲政策的穩定性。
這導致歐盟出現嚴重裂縫：在軍事、防務、援助、產業政策上，法德間合作低效，而小國如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則另起爐灶，形成「去中心化的歐盟新權力結構」。
四、馬克宏後的法國與歐盟
馬克宏的失敗不單是個人領導力的問題，而是體現了歐盟制度的一種「表演困境」：一方面期望塑造價值共同體，一方面卻無現實協調與執行力。隨著馬克宏模式崩潰，法國未來可能走向更為人格化、反建制的領袖風格。
其中，極右派領袖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持續以「反歐盟、反移民、重建國族」為主軸鞏固其基層動員力，若其勝選，將帶來法國對外戰略的劇烈轉向，例如退出北約軍事架構、降低對歐盟的財政承擔，甚至在貿易與外交政策上推動去全球化。另一可能路線則是出現如柯文哲式的「技術官僚反建制派」，以數據、效率、去意識形態為名重塑國內政治秩序，表面務實但本質上仍避談結構性問題，導致治理虛化。這兩者都代表法國政治的去建制化趨勢。
而這樣的法國，無論是走向極右民粹，還是滑向虛擬治理，都將更無法扮演歐洲整合的領頭羊，反而可能成為瓦解歐盟中心秩序的推手。
五、結語：歐盟命運的拐點
若歐盟未能解決法德失衡與整合機制的僵局，未來十年將不是整合深化，而是分區協議化、鬆散化的「功能聯盟」。馬克宏模式的終局，正是一個象徵：歐盟若再只停留於象徵性口號、媒體操作與話語主權，終將被全球地緣現實主義的洪流所吞噬。
對台灣的啟示：在國際政治全面回歸現實主義與主權邏輯的當下，台灣應認清「語言外交」或「象徵參與」所能發揮的效力有限，真正保障國家利益的是制度韌性、產業主體性與安全決策能力。馬克宏式的模糊語言策略與對內無效治理的組合，正是一種警訊——一個過度依賴領袖形象與國際場合話語權的體制，終將在內外壓力下崩潰。對台灣而言，面對國際地緣板塊的重組，更應強化國安決策鏈的清晰度、行政效率與制度備援，避免淪為國際表演場中的邊緣配角。
＊作者為 國際政經評論者、製造業與地緣戰略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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