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買F-16　為何新加坡空軍能脫穎而出

假設有兩個國家，同樣向美國採購同型、同批次的F-16戰機。

第一個國家，把飛機運回國內後，安排飛行員按部就班熟悉各項機載性能，建立相應的維修與零附件補給制度，隨後便宣告完成戰備部署。第二個國家，除了實體戰機的交付外，更將飛行員與大批地勤骨幹長期送進美國空軍的深水區訓練體系，與美軍跨晝夜共同演練，在真實的複合威脅環境中摸索不同機型與無人系統的協同作戰，讓自己的空軍部隊逐步將美軍的訓練標準、戰術觀念與後勤運作轉化為自身的組織DNA。

十年過後，兩個國家帳面上雖然擁有相似數量的先進戰機，但兩支空軍真正在戰場上所能釋放的作戰能力，卻可能存在著天壤之別。

這並非一場無謂的紙上假設。當前台灣社會與國防安全圈在探討空軍建軍方向時，經常陷入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究竟該把寶貴的國防預算留給國內航太產業以延續國造能量，還是應該因應海峽對岸急遽升高的軍事壓迫，優先採購技術成熟、性能經驗證的外國現役主戰機？

這兩種觀點背後，各自站著追求國防自主與追求當下戰力急需的合理邏輯。然而，倘若我們的討論始終被「飛機究竟該由誰的產線組裝」這道題目給綑綁，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遺漏了一個對國家命運更具決定性的關鍵命題：

我們每一次對外採購或自主研發，買進來的究竟只是一架冰冷的金屬載具，還是一套能夠讓整支軍隊持續進化、不斷產生戰力的動態制度？

新加坡共和國空軍（RSAF）的建軍與海外部署軌跡，恰好為我們撕開了這層迷思，提供了最具借鏡價值的思考路徑。

新加坡如何用海外訓練突破地理極限

談論空軍戰力，多數人習慣先看雷達最大偵測距離、載彈量與作戰半徑。然而，所有硬體性能要轉化為真正的作戰成效，背後需要極其龐大的「飛行時數」與「戰術空間」來堆疊。

戰鬥機飛行員不是坐在模擬機裡或看著教科書就能成熟的。他們必須在各種極端高度、複雜氣象、動態電子干擾及多重威脅條件下，進行無數次的超音速攔截、低空突防與多機種編隊演練。沒有足夠寬廣的空域與高強度的對抗環境，再先進的戰機也只能在有限的航線上進行機械式的起降。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僅約734平方公里，其領空範圍之狹小，使得戰機起飛不久便瀕臨鄰國邊境。這樣微小的地理條件，根本無法在國內支撐現代化空軍所必需的高強度、大規模空戰訓練。

面對這種無法改變的地理宿命，新加坡沒有選擇怨天尤人，也沒有墨守成規地將訓練局限在國內勉強為之。相反地，他們展現了一種極具前瞻性的戰略決斷：既然國土放不下，那就把訓練空間直接拉到全世界空域條件最好的地方——美國。

早在1987年，新加坡便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路克空軍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建立第一個F-16海外訓練分遣隊，代號為「Peace Carvin」。隨後在1993年成立的「Peace Carvin II」，更進一步成為新加坡空軍長期運作F-16的海外核心搖籃。

這個安排的精髓，在於它不是「短期派幾名交換飛行員去受訓」的交流形式，而是將整支戰機中隊、飛行員、地勤技師以及後勤補給鏈，成建制地長期部署在美國本土基地，與美國空軍第425戰鬥機中隊（425th Fighter Squadron）深度嵌合、共同運作。

根據新加坡國防部在「Peace Carvin II」成立30週年時公布的統計資料，該分遣隊在美國累積的飛行時數早已突破7萬5千小時，並且定期投入美軍主辦的「紅旗」（Red Flag）系列大型空戰演習。新加坡的飛行員與地勤人員，是在最嚴苛的模擬戰場中，與全球最強大的空軍並肩作戰。

這套海外訓練體系並未隨著單一機型退役而中斷。2008年，新加坡再度展現其長遠布局，於美國愛達荷州的莫克空軍基地（Mountain Home Air Force Base）成立「Peace Carvin V」，將新一代的F-15SG重型戰機同樣納入長期的海外訓練架構中。

從F-16到F-15SG，新加坡向外界展示了一個深刻的建軍哲學：硬體裝備會隨著世代更迭而老化淘汰，但人員的戰術素養、組織記憶、跨國作戰經驗與後勤管理制度，卻可以在長期的海外體系中不斷累積、傳承與放大。

新加坡真正買進的是美軍的作戰生態系

我們必須跳脫單純的「軍武迷」視角。衡量一支空軍的強弱，絕對不能只看帳面上的硬體規格。

一架匿蹤戰機或四代半戰機的雷達有多強、航電能處理多少目標，固然是基本門票；但在真正的現代高強度戰場上，當天空中同時交織著敵方防空飛彈網、遠距電子干擾、空中預警機、無人機蜂群與網軍攻擊時，飛行員在資訊洪流中如何瞬間判斷情勢、任務分配、與友軍各平台協同，才是決定生死勝負的關鍵。

新加坡長期讓部隊投入內利斯基地（Nellis Air Force Base）的「紅旗」演習，核心目的正在於此。「紅旗」演習從來不是一場作秀式的飛行表演，而是一場模擬高壓、高消耗、高度不確定性的實兵對抗。

回顧近年公開紀錄，新加坡空軍派遣F-15SG與F-16遠赴美國參加「紅旗-阿拉斯加」（Red Flag-Alaska）演習時，經常與美軍及多國盟友的F-35、EA-18G電子作戰機、E-3預警機以及MQ-9無人機進行聯合編組。在這樣的多國、多機種、多任務環境中，新加坡飛行員被迫學會在高度融合的網路化戰場中生存與作戰。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演習評比中，新加坡的海外分遣隊不僅能跟上美軍節奏，更屢次拿下指標性獎項。例如「Peace Carvin II」曾榮獲最多出動架次獎，而「Peace Carvin V」則奪下「最佳戰機生成中隊」（Best Fighter Generation Squadron）的殊榮。

後者尤其值得所有空軍戰略規劃者深思。

戰機能不能隨時升空迎敵，從來不只是坐在駕駛艙裡的那位飛行員一個人的事。它背後考驗的是整個地勤維修體系、零附件補給效率、故障排除速度以及嚴謹的品管作業流程。所謂的「戰機生成能力」，代表的是一支空軍將鋼鐵載具轉化為源源不絕的作戰架次的工業級組織效率。

新加坡買進的，絕對不只是停在機棚裡的漂亮戰機，而是美軍數十年累積的作戰準則、訓練文化、後勤紀律與風險管理制度。

台灣F-16V升級案持續推進，新購的F-16 Block 70也正逐步進入交付與接裝的關鍵時刻。

把訓練體系同步升級的跨世代思維

新加坡建軍經驗中最值得台灣借鏡之處，在於它從不把海外訓練當成某一代裝備的「特例措施」，而是將其視為國家防衛體系「滾動升級」的基礎建設。

近年來，隨著美星雙方軍事合作的深化，新加坡選定美國阿肯色州的艾賓空軍國民兵基地（Ebbing Air Force Base），作為其未來採購的F-35B短場起降戰機與最新型F-16訓練分遣隊的全新部署據點。這個基地的選擇充滿戰略玄機：它讓新加坡未來的第五代戰機與現役第四代戰機的訓練環境緊密結合，確保新舊世代交替時，人員的戰術思維與作戰經驗能夠無縫接軌。

第五代戰機與第四代戰機的本質區別，絕對不只是外型有沒有塗匿蹤塗層、雷達波段多先進、或是飛行速度有多快。

第五代戰機的核心價值在於它是個「資訊節點與感測器融合平台」。在未來的空戰場景中，戰機本身可能不再需要直接點火攻擊，而是透過高速安全的資料鏈，將自身偵測到的敵情即時分享給無人機、地面防空陣地、水面艦艇或其他友機，由整個網路體系進行分工獵殺。

因此，新一代空軍所需要的人才，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飛行技術精湛的王牌飛行員」，而是必須具備系統工程思維、能在複雜資訊環境中做出多維度決策的作戰指揮官。

新加坡國防部在推動F-35建軍時，規劃由美國空軍現役F-35教官親自培訓首批飛行員，並讓其融入以Ebbing基地為核心的全球F-35盟友訓練網絡中。這種「借力使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擴大自身神經網路」的做法，正是小國在大國博弈與科技競爭中生存的最高智慧。

誠然，台灣與美國之間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緣政治現實，我們無法直接把新加坡那一套長期移駐美國本土基地的模式完整複製到台灣身上。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學習其內在的精髓：如何將有限的國防資源，轉化為能夠與成熟體系持續對話、不斷吸納新知的制度性學習能力。

台灣空軍不能只問交機數量

把目光拉回台灣。當前我們的空軍同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F-16V升級案持續推進，新購的F-16 Block 70也正逐步進入交付與接裝的關鍵時刻。同時，我們還擁有幻象2000、IDF經國號，以及作為本土高級教練機與未來戰術基石的勇鷹號。

然而，我們必須坦誠地面對一個潛在的戰略盲點：飛機順利飛抵台灣落地，並不等於作戰能力自動完成了同步升級。

新型AESA雷達、先進電子戰莢艙、主動防禦資料鏈、新一代中遠程空對空飛彈，以及高度繁複的任務電腦軟體，對飛行員的認知負載、地勤的維修手冊、作戰單位的戰術準則都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戰。

如果我們的國防建軍邏輯依然停留在「買了多少架、何時全數交機」的清點式思維，而沒有同步檢視飛行時數的質與量、戰術準則的現代化、後勤妥善率的韌性，以及多兵種協同的成熟度，那麼我們很可能會落入「硬體全面更新，但組織戰力停滯」的窘境。

對台灣而言，我們必須把與美國及理念相近夥伴的軍事合作，提升到更深層次的制度接軌：

深化飛行員與戰術規劃人員的常態性交流：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飛行操作層面的教官駐點，更需要將作戰參謀、戰術設計人員送入國際先進的兵棋推演與聯合演訓體系中，學習如何在強大電磁干擾與高密度威脅下規劃空戰任務。

建立跨領域的聯合作戰體系： 未來的防空作戰絕對不是單打獨鬥。戰機、防空飛彈陣地、地面雷達網、岸置反艦飛彈、無人機系統與資通電軍，必須被編織進同一個具有抗毀能力的共同作戰圖像中。台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各個孤立的作戰單元學會說「同一種語言」。

將後勤維修工程納入全壽期戰略管理： 戰機的妥善率是打出來的，更是修出來的。我們與原廠及國內產業合作建立的F-16維修與改裝能量，絕不能只被當成一筆簡單的工業訂單，而必須視為戰時「保修即作戰」的核心防衛基石。零附件的在地存量、關鍵技術的自主授權、以及戰損後的快速搶修能力，都是決定空軍續航力的生命線。

為無人機與AI協同作戰提前布局： 當全球空軍正加速邁向「有人機搭配無人忠誠僚機」（Loyal Wingman）的全新時代時，我們的空軍訓練課程與戰術準則，也必須提早為未來的AI輔助決策與無人化協同作戰做好準備。飛行員未來指揮的不只是自己的座艙，而可能是一整個空中的無人打擊編隊。

國造與外購的辯證

談到這裡，我們自然必須回頭重新審視台灣內部爭論不休的「國造與外購」之爭。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透過IDF經國號戰機的研發與生產，以及近年勇鷹高級教練機的成功量產，扎扎實實地在國內建立了一支包含航空工程設計、系統整合、精密製造、飛行測試與供應鏈管理的在地國防產業隊伍。這些技術能量與經驗傳承，是國家安全不可多得的戰略資產，絕對不能輕言放棄。

然而，我們也必須以極度理性的科學態度承認：當代先進航空科技的複雜度，已經遠遠超越單一中型國家能夠毫無縫隙地全部包辦的極限。從航太級發動機的高溫合金單晶葉片、主動相位陣列雷達的微電子晶片，到複雜的戰術軟體原始碼與電子戰對抗資料庫，每一項都牽涉到全球頂尖供應鏈與數十年基礎科學的累積。

如果我們要求每一個世代的防空裝備都要從無到有、百分之百在國內重新發明輪子，不僅研發經費將陷入天文數字般的無底洞，更可能因為漫長的研發週期而錯失因應外部威脅的關鍵時間窗口。

因此，「國造」與「外購」絕對不該是互不相容的零和競爭，而應該在國家防衛的需求下，轉化為一套清晰、理性且互補的「能力分工」架構。

外購的價值，在於「接軌」： 透過採購國際成熟、經過實戰驗證的高端裝備與武器系統，讓台灣的飛行員與作戰體系能夠第一時間站上全球先進軍事技術的肩膀，學習最頂尖的戰術準則與後勤標準。

國造的價值，在於「自主與適應」： 國內航太與國防產業的重心，不應放在與國際大廠爭奪昂貴主戰載體的產量上，而應聚焦於我們必須百分之百自主掌握的領域——包括關鍵系統整合、國防軟體開發、模擬訓練系統、電子戰防衛能力、無人載具自主化、彈藥生產以及戰時的維修工程與快速翻修能量。

這樣的戰略轉向，不是矮化國造的地位，而是解放了國造的價值。

以勇鷹高教機為例，它對台灣最大的意義，不單單是生產線上的幾十架飛機，而是台灣航空工業藉此證明了我們具備承接、修改、整合與測試先進航空系統的工程能力。未來在規劃發展本土的無人機蜂群、忠誠僚機或是新一代防衛裝備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些寶貴的軟體、感測器與任務管理系統，與國際成熟的載體或標準進行巧妙的嫁接。

這正是我們一直以來倡導的「系統國防」與「工程型國防」的核心邏輯：我們不必在每一顆螺絲上都打上國產標籤，但我們必須在整個防衛體系的架構中，擁有隨時切入、調整、維護與創新的決定權。

讓軍隊具備持續學習的靈魂

新加坡的故事，最終帶給我們的啟示其實非常純粹：

防衛不是一場買完就結束的購物清單工程，而是一項需要幾十年不斷投入心力的組織學習工程。

戰機的壽命或許只有三十年，但威脅是會變化的，戰場是動態的。今天的空戰比拼的是雷達與飛彈，明天的空戰比拼的是演算法、無人化協同與決策的速度。

因此，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絕對不只是幾支會開新飛機的飛行中隊，也不只是幾座會組裝機身的航空工廠。我們需要形塑的是一個擁有強大「延遲韌性」與「持續學習能力」的國防生態系。

這也呼應了我們在面對地緣政治變局時一貫主張的戰略定力：

國際合作從來不是對主權的放棄，而是善用外部資源來壯大自身實力的理性抉擇。新加坡敢於把部隊長期駐紮在美國基地，靠的不是盲目的依賴，而是內心深處無比清醒的自主意識——它知道自己的國土狹小，因此必須打開大門走向世界；它也知道自己的國家安全不能假手他人，因此在與世界合作的每一個日夜裡，拼命把別人的先進經驗轉化為自己的骨血。

這就是我們文章開頭所說的那句話，也是這篇論述的核心靈魂：

一個國家真正的國防自主，不是關起門來什麼都自己做，而是打開門與世界合作之後，仍然有能力決定自己要學什麼、整合什麼，以及下一代戰力要往哪裡發展。

當我們迎來一架又一架嶄新的戰機落地時，真正該被點燃的，不只是歡慶交機的鞭炮聲，而是推動整支國防體系向世界學習、向未來進化的深刻變革。我們要建立的，是一支不僅能贏得今天、更能不斷學會明天戰爭的空軍。

※作者為航空國防工程第一線工作者，長期投入於航空系統整合、工程管理與國防科技相關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