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的訊息——專訪《全個世界都有電話》導演黃浩然

《緣路山旮旯》去年 8 月上映，到今天剛好一年左右，導演黃浩然的新作《全個世界都有電話》又準備公映了，效率相當高。你一定會以為這是《緣路山旮旯》票房理想的結果（最終收過千萬啊），但這部最初暫名《智能瘋》的輕喜劇，卻早在《緣路山旮旯》公映前已經開拍。況且也別以為，一部電影有一千萬票房，就真的可賺到馬上開戲啦。

「說得稍微深入，大家就會不開心」

當然，對觀眾而言，哪個先哪個後，一點都不重要，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問一個問題：有冇《緣路山旮旯》咁好睇先？《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雖然到周四才正式公映，但此前已有一些優先場放映，筆者看的那一場，黃浩然也有現身「映後談」，他步入影廳便隨即問在場觀眾「鍾意邊部多啲」，比較似乎在所難免。

硬要分類，《緣路山旮旯》和《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都屬輕喜劇，但毫無疑問前者輕鬆得多，後者相對起來帶點重量，想在故事背後講香港 25 年來的轉變。聽到導演如此提問，你自會懶醒：莫非導演也擔心新作沒那麼平易近人？其實他並無此意，真的純粹好奇觀眾的喜好罷了。

他指兩部電影根本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次是盡量所有東西都觸及一點，不會太深入，因為現在香港這個社會，稍微深入大家就不開心。而這套戲我們就是想深入一點，所以大家就不開心，有些時候就笑不出來。」

但大家也不用太擔心，《全個世界都有電話》說到底還是很輕鬆的，黃浩然說觀乎優先場得到的反應，更喜歡《緣路山旮旯》和《全個世界都有電話》的分別各佔一半，絕非一面倒的局面。

面層是手機，底下是香港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有三個主角：周國賢、陳湛文、韋羅莎，各有一條故事線，而且都是由智能手機引發出來。黃浩然稱這是他的親身經歷，也有一些是朋友的故事。他最初想拍一部關於「手機成癮」的影片，一直在收集關於電話的故事，儲夠某個數量覺得可以拍一部戲了，便找編劇、監製坐低一齊傾。

「他們都認為只講手機不夠。」黃浩然自己也這麼覺得，事實上，他的電影從來都有另一層意義藏在「底下」，讓觀眾自行領會。問他可有想過就真的拍一部只有「面層」手機成癮的戲，他說不可能：「你講一個故事也好，拍一套戲也好，甚麼都好，而它是跨一個年期的，裡面一定反映了很多東西。如果你的故事其實只講某三幾個月，反映不到城市的變化，這個是正常的。但隨便找一個題材，你是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是一定會有這個效果。如果沒有這個效果的話，就是拍那個人故意拿走它的。」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雖說有三個故事，但核心骨幹是講他們在 1997 年中學畢業時，把對自己、對別人或對未來的一些想法，透過互傳 SMS 的方法埋藏起來，當成是一個時間囊，待 25 年後才相約一同揭曉。故事有關埋藏的訊息，使人好奇；影片也一樣，從頭到尾都有可供觀眾發掘的趣味或意義。

不擔心票房，只怕場次不夠多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是黃浩然的第四部長片，首兩部作品《點對點》和《逆向誘拐》雖都蝕本收場，可他還是有辦法集資開拍《緣路山旮旯》和《全個世界都有電話》。「我拍片的運作模式全香港就只有我這麼做——就是找朋友集資。」他說，其他人要麼找電影公司，要麼導演自己根本就有錢。「我沒有錢，但我 50 歲了，很多朋友很有錢，找他們每人投資幾萬元不難。」

黃浩然說，對他的朋友而言，投資電影都不是為了錢，「為了錢就炒股票啦，如果他很緊張，他不會放（錢）在我身上；他放在我身上，他根本就不緊張。」雖說得輕鬆，但他說出錢的畢竟是朋友，當然不想他們虧損：「如果回本了，他們全拿回了，我覺得我好像完成了一個責任似的。」

但他亦表示，票房好壞對他來說並不構成壓力，反正這不是他能控制的。倒是電影上畫的時候，能不能跟戲院拿多一些場次，他覺得比拍攝電影本身更有難度。場次多寡不是也跟票房掛鉤嗎？我問。「你可以這樣說，但問題是每次一開始嘗試只有 100 場都不夠，而你同期的對手一開始就 300 場、400 場，甚至 700 場，根本不是在同一個競爭的水平。」他說不能很純真地覺得那套戲好看就會有多些人去看，畢竟上畫時場次就輸了，除非政府規定所有新上畫的戲都只能有某個數量的場次。當然，這不太可能發生。

不同年齡層觀眾，迴響各異

問黃浩然何以找周國賢、陳湛文和韋羅莎當主角，他說第一要好戲，其次是品格好。「因為如果戲不夠好，我不可能拍得快；品格不好，就會準備得不好，對白又唸不熟。」畢竟這也是部低成本製作，拍攝時間自然相當緊迫，《全個世界都有電話》最終就僅拍了 10 天。還有一點是，三位演員要大約 41 歲，正負最多兩三年。一方面，他不想像大部分香港電視和電影，「總是找一個 60 歲扮 40 歲然後媾一個 20 歲的女主角」；另一方面，也因為電影與時代變遷有關（科技也好社會環境也好），演員做回與自己年齡相若的角色，會更容易代入。「他們都經歷過那樣的生活，你不需要再解釋一輪，讓他們慢慢揣摩，三個主角身處的那個空間、時代，其實和演員自己是差不多的。就算周國賢小時候在外國讀書，但過去二十多年他回來了，他也是和我們所有香港人，一起經歷這二十多年。有很多事情一講他們就會明白。」

這麼說就讓人好奇，《全個世界都有電話》早前先後在烏甸尼（意大利）、台北參展，外地觀眾又會不會難以代入這部如此本土的電影呢？黃浩然說最初也曾有這樣的疑問，但他到了意大利便明白，那個畢竟是遠東電影節，那裡的觀眾都是歐洲最喜歡看東亞電影的一群，對東亞的一些歷史和社會背景有一定的認識。「如果在意大利全國公映，觀眾可能連甚麼叫回歸也搞不清楚！」

台灣觀眾給予他的驚喜就更大，他甚至覺得當地觀眾對這部電影的理解，比香港人還要強。「在台北放映的三場都有人看得出岑樂儀飾演三個角色，另外也有人留意到程展緯，雖然對他沒有認識，但會好奇為什麼會有這個角色。我認識的所有台灣人，讀了故事大綱之後，就知道這部戲是講時間膠囊，在香港我幾乎沒有遇過，可能只有一、兩個影評人提及過。」

在香港，倒是比較能看到觀眾的年齡差異，所帶來的不同迴響。「30 歲以下的觀眾覺得（電影）前半部好看，30 多到 40 歲的人，就覺得飯局開始才好看，前面不好看。」這也難怪，畢竟電影講的 25 年的變化啊。「30 歲都未夠，你跟他說 25 年，他真的沒有感覺。他們會覺得前半部戲有趣，因為全部都是電話。無論是騙案也好，病毒也好，甚麼都好，這些是他們的生活。」

黃浩然透露下一部戲關於「食」，既有班底已開了 WhatsApp group 正式展開討論，目標年底開拍。題材表面看來也相當生活化，當然，肯定「食」也只是「面層」，還有底下一層有待觀眾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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