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電影人陳哲藝：《花路阿朱媽》如果能夠成功，會是新加坡電影很重要的轉捩點

香港終於走上「復常路」，儘管進程緩慢，卻也至少讓這一年的「香港亞洲電影節」拾回點點往日的生氣——終於有海外的電影人出席映後談，分享創作心得了。其中一位是來自新加坡的陳哲藝，影迷對他該不會感到陌生了，他在 2013 年便以不到 30 歲之齡，憑導演首作《爸媽不在家》獲得金馬獎 6 項提名，最終更捧走了其中 4 個獎座，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新導演等。

這次陳哲藝來港，卻不是因為有導演新作面世（事實上也快有了，他今年就拍了兩部：華語片《燃冬》和英語片《Drift》），而是以監製的身份出席活動，當一個更全方位的「電影人」（filmmaker），而且一來便是兩部作品，包括泰國電影《諾諾係個好學生》（Arnold is a Model Student）和新加坡電影《花路阿朱媽》（Ajoomma），他說希望趁自己有能力時，能幫到東南亞地區的導演。這次跟陳哲藝的訪談主要圍繞《花路阿朱媽》——它在今屆金馬獎也有不錯的成績，共獲得 4 項提名。不過，他卻在訪問期間表示：「如果有一天沒有新加坡電影的話，是沒有人 care 的。」近日星港競爭成為熱話，但你睇人好，人睇你亦有羨慕的地方。

製作前後花了 7 年

雖然陳哲藝不是《花路阿朱媽》的導演，但他與初執導筒的何書銘是相識 15 年的好友，影片整個創作過程他都算是伴隨左右，何況他還身兼監製一職呢？《花路阿朱媽》其實早於 2015 年 12 月已開始籌備，由當時只有一頁的大綱，到上月初於釜山國際電影節首映，前後花了 7 年時間。「劇本弄了至少有 4 年。」原來陳哲藝之前一直住在英國，他就跟當時身在美國唸電影碩士的何書銘透過 Skype，遙距討論劇本的細節，來來回回，不斷的提供意見。

《花路阿朱媽》是何書銘的構思，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故事。故事講述一名沉迷韓劇的新加坡師奶（洪慧芳飾演，她也獲得今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提名）本來即將跟兒子到韓國旅遊，可是兒子臨時因公事要到美國，於是她只好獨自踏上旅途。期間她迷失街頭，加上語言不通、文化差異，鬧出不少笑話之餘，過程和結局同時亦有賺人熱淚的地方。

雖說是部新加坡電影，但劇情需要有 8 成的時間在韓國拍攝，這也提高了製片方面的難度。陳哲藝必須要在當地找一個可以信任的人聯合監製，他有兩、三年時間不斷飛到韓國尋覓，卻發現很多有名的製片都不會講英語，他們也很少搞合拍片，因為本土市場已足夠大了。另一個也許更大的問題是：「they don't make small films.」可《花路阿朱媽卻是一個預算不多的獨立製作，而且是新導演拍的，幾經艱辛才遇上一個拍廣告、也會說英語的，碰巧對方又一直很想拍長片，便促成了合作。

當製片心理壓力很大

擔任一個監製絕不簡單，找合作對象難，找資金更難。《花路阿朱媽》的資金都是陳哲藝找回來的，包括新加坡、韓國兩地的補助金，其中花在韓國演員身上的佔不少，同時也教他最「擔心」。「演員的合約都是韓文，你要很相信這位製片。而且簽了合約，還沒有開拍，演員的費用就已經付了！」他說在全世界也沒遇過這種事，心想，萬一演員跑掉了怎麼辦？可韓國製片卻說，這從未發生過呀。

最後當然是拍攝成功啦。況且，作為一名監製，陳哲藝說他有很清晰的預算分佈，即使他認為很重要的「戲中戲」部分，也不能說想請李敏鎬便亂花錢，可他也深知必須要找一位知名韓劇男演員上陣才夠說服力，便預留了較大的酬勞在這個部分；不怎麼看韓劇的他，最後在多方意見之下，邀得呂珍九客串。

劇本雖非真的出自其手筆，但他給的意見很多，也要求劇本要足夠札實才能開拍。「獨立電影，要是寫多了無謂幾場，可能又會花多一天的拍攝費用。」疫情期間拍攝也讓成本提高，酒店隔離、核酸檢測通通都是錢，他監製的《諾諾係個好學生》，在 2020 年開拍了 3 天後，泰國便實施封城，結果半年後才能恢復拍攝。

他坦言當製片的心理壓力很大，但還是要保持樂觀的心態。「只要你開拍，你就會拍完。那怕多難，那怕要找更多人。」

沒有文化就沒有國家

跟陳哲藝自己的作品不同，《花路阿朱媽》是一部喜劇取向的電影，問到這是否存在某種商業考慮時，他說這個故事本來就很大眾化。「你去看導演之前的短片，本身就有一點點這種幽默。」他也強調，由他當監製不等於要導演拍成一部陳哲藝的電影，「如果這樣我就拍我自己的電影啊！」

「這個導演的 sensibility 是什麼，他想要的氛圍是什麼，他的 vision 是什麼，然後我以我的能力 push 到他去 fulfil 這個 vision，才是最重要的。」但他承認，電影裡肯定會有他的東西。「Casting 我參與很多。女主角洪慧芳是名電視演員，我們從小就看她，就像你們看 TVB 的演員，她演了 40 年的戲，但都是演配角。電視演員都會有一些壞習慣，所以我花了 6 個月時間做 workshop、rehearsal，很多我對自己作品的要求，我都會要求演員、要求導演、要求團隊去做。」

《花路阿朱媽》講洪慧芳飾演的新加坡師奶沉迷看韓劇，其實是整個亞洲甚至全球都會有共鳴的一回事，問陳哲藝怎麼看韓國文化席捲全世界時，他答：「其實我有研究這個東西！」作為一名製片人，常要申請撥款、補助，準備 presentation，這些資料搜集他早就做過了。

「他們的成功，你要追究到 30 年前，當時韓國政府看到日本、香港和台灣都相繼冒起來，認為韓國也要有一個新的策略——發展文化，後來總統（編按：金大中）更做了 3 個決定：第一，他把投放在文化的預算，從國家 GDP 的 0.3%，提升到百分之一，這可是很大的幅度。第二，要有文化，就不能有審查，不是說完全放鬆，但如果支持文化就必需要有自由。第三，採取新的政策、法律，讓更多的創作人，無論是拍電影、做音樂的，都可以保留自己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新的政策，讓更多的錢可以進來，韓國的戲/劇也因此愈拍愈多。「韓劇最初沒有人願意買，他們就免費給人放，習慣了之後，現在韓劇的價錢已很高了。」

陳哲藝到韓國找合作夥伴時，曾到過 CJ Entertainment 的辦公大樓，那裡每層的部門都貼上一張海報，寫著「no culture, no country」，沒有文化就沒有國家。「你要有一個 30 年的 Policy，如果現在還沒開始，30 年之後可能就沒有新加坡電影了。」

走出國門　新加坡電影才能發展下去

《花路阿朱媽》在新加坡首映時，陳哲藝就說到，如果這部戲能夠成功，將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這部戲很重要，算是一個轉捩點，因為它剛剛好在商業和藝術電影之間，可能我的影片是純文藝的，而新加坡也有很商業的電影，譬如說梁智強的《小孩不笨》、《新兵正傳》，比較通俗的喜劇，但這個戲就剛剛好，它本身有自己的價值，也有藝術上的追求，但是它不難懂，譬如說，我爸就完全看得懂這個電影，看了也會哭，但我爸是看不懂我自己的電影，如果它不可以成為成功的例子，我會很擔心下一代的年青導演可以怎麼樣走下去。」

陳哲藝表示，新加坡電影事業一直很困難，即使是疫情前，年產量也只有 15 到 20 部電影，非常低，疫情期間更跌到 5 至 7 部左右。他說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電影的製作費是可以很低的，但新加坡卻很高，「如果拿那麼多錢去做一個東西但完全不 sustainable，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態，所以這個戲是很重要的。」

訪問之時，《花路阿朱媽》近兩星期在新加坡的票房都排在第二，僅次於荷里活大片，反應是很不俗了。但陳哲藝認為，新加坡電影要走出國門，才能真正發展下去。「新加坡太小了。新加坡很不同的地方是，韓國人講韓語，日本人講日語，但新加坡講英語。你去問普羅大眾，沒有人需要新加坡電影，他們都看好萊塢（荷里活）電影。如果有一天沒有新加坡電影的話，是沒有人 care 的。」他說新加坡跟香港看來雖很相似，不一樣的是香港人都很支持本土電影，新加坡人卻不，「這是蠻悲哀的。」

他提到早前跟 Disney+ 開會，看所有東南亞國家的數據，大致上觀影喜好都是 40% 英美、20% 韓國和 40% 本土影視作品，就只有新加坡是 80% 英美、20% 韓國。「新加坡人沒有覺得需要看自己的文化，所以文化事業是處於一個危機。」所謂走出「國門」，就是希望本地的電影人能在國外有其他的嘗試，或者有成就，他就可以有機會用他外面的資源，回到新加坡去拍東西。

如何超越語言，仍能拍出新加坡的味道，成為了關鍵。《花路阿朱媽》雖然那麼多戲份在韓國，但韓國人卻不會把它當成是韓國電影。「你看李安導演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它的 mise-en-scène、它的節奏，完全是一個亞洲人的 sensibility，也只有亞洲人能拍出來。」《花路阿朱媽》則靠戲中的「安娣」（aunty）獲得當地中老年人的共鳴，「一些二三十年從來不進電影院，只在家裡看電視劇的家庭主婦，竟然會約朋友去看這部電影，而且看的時候也會哭，我也很意外。」這麼說來，也不能說當地人不支持自己國家的電影了。有屬於自己地方的特色，在任何藝術創作上，都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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