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在詩中發現甚麼？——讀也斯《雷聲與蟬鳴》

就也斯之於香港文學的地位，恐怕不用再多談——無論是小說、論文、現代詩還是他的研究，都是經典中的經典，啟發了數代香港文學的讀者與研究者。而也斯眾多作品之中，有兩類是比較難找的：其一是青文出版的叢書（尤其是存疑的《狂城亂馬》，這是另一個故事了）；其二則是少作。而《雷聲與蟬鳴》初版乃也斯於1978年出版，是他第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詩集，價格亦自然水漲船高：我記得那天孔銘隆在書展中傳來照片向我炫耀，說他投得了初版的《雷聲與蟬鳴》，我就曾經為此捶胸頓腳，幸得去年香港文學生活館重新再版，這種懊惱方才煙消雲散。

許多我們琅琅的經典也是出自這一部詩集，「香港」一部中更是諸多文學散步活動的「指定入門素材」：〈北角汽車渡海碼頭〉、〈中午在鰂魚涌〉、〈拆建中的嚤囉街〉等等，描述了香港曾經的韶華光景。而許多人在談論這一本詩集的時候，他們的視閾往往是建立於一種也斯對於物象的即物性，包括地景與都市，前述三首都是有關香港的街景，還有諸如〈夜行〉裏火車站旁的天氣與行人，〈夏日與煙〉裏炎夏的天氣，〈瀉酒〉中酒吧的眾生相等等散射的影像，其中詩人所處理的都是有關於「眾生喧嘩」的景象；當然，那是1978年，我們日後所熟悉「後殖民」的主體意識，在彼時還未能夠派上用場，卻早就見到端倪。同時許多詩人都會「悔其少作」，但《雷聲與蟬鳴》作為也斯「少作」的原始狀態，正似是一種愛德華．薩依筆下晚期風格的反向論述：如果「晚期風格」是帶有不和諧、不妥協的特質，那麼也斯就是消解了物象之間的距離，嘗試對讀者展露詩人自己獨特的觀物眼光，在諸多日常的生活片段與都市漫遊的過程中，拓展自身對世界的感知與理解。並且在其中「發現」日常背後的多重意涵，而非人云亦云的接受他人的視閾，將重心置於某個俗套的主旋律之中。

柄谷行人曾經提到「風景發現」，其內核是在於本文中的風景可以視為內心折射後的投影，它並非一種以「外部的視線」去處理物象，相反它會嘗試融合各種物象的狀態，並從中反映出創作者內心的想法，因此亦是一個借由觀物去發現自己的思考過程，是一個由「真實風景」到「詩的風景」的轉碼過程。黃楚喬在〈代序〉中有一個小提問，很值得我們一提：「也斯的聲音，究竟是近雷聲還是近蟬鳴呢？」以「雷聲」與「蟬鳴」去概括詩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詩意的化用，亦代表了它們兩個各有所指：雷聲雖大，可以指稱突兀、變化與震撼，但卻不持久；蟬鳴雖微弱，可以指稱恆常、綿延與細小，但卻能喋喋不休；而「雷聲隱約再響／蟬鳴還在那裏」兩句在〈雷聲與蟬鳴〉詩中不斷穿插，展現了這兩種聲音作為風景的同時在場。在此我們不得不深思，基於一個甚麼樣的理由，我們才能夠聽得到夏日的蟬聲？實際上詩人在開首第一句就已經充分回答了我們——「雷聲使人醒來」——對於詩的風景而言，兩者是依存、襯托的：沒有雷聲，何來蟬鳴？

而詩中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片段：「一個女子走過，摹仿牠的鳴叫／然後雨再劇密，成為更響亮的聲音／但牛仍在站樹下」，這位女子的形象十分生動，排除了雜亂的雷、雨聲，詩人依然能夠聽到她發出的聲音——詩人在此刻意含糊，不知道她摹仿的聲音，究竟是蟬聲還是牛聲，卻造成一種物我交融的景象，隨雨聲漸大，成為人與自然的交響小調。

這個片段裏的一些線索：「牛」、「女子」與「也斯」，亦令我想起了吳煦斌於《大拇指》中刊登的詩作〈到山上看牛〉，當然那並非夏日的雨景，而是冬日未盡的山景，但在處理有關於自然的景象，亦能夠見到其即物性：「這冬天／我們因寒冷醉酒／對逐漸離開的人們／我仍是耿耿於懷的／我們是籬外的山茱萸」，乃至其後牛的「怯怯低鳴」與海鳥的「驚詫」，這種情感的投射亦展現了物我的一體化，某種程度上亦是一種近似也斯的代言性質。

而〈雷聲與蟬鳴〉寫得最為精妙的是最後五句：「在最猛烈的雷霆和閃電中歌唱／蟬鳴是麤筆濃墨間的青綠點拂／等待中肌膚上一陣清涼／因為雨滴濺到身上／而發現了那溫暖」，短短五句之間，感官不停轉換：由電閃雷霆帶來的聲音與視覺震撼，一瞬間移覺至蟬鳴帶來的視覺聯想，成為山水畫間的點綴；同時詩人刻意使用「麤」字，而非常用的「粗」字，亦揭示了詩句之間有意營造的生命力。這種前奏，在之後亦由聽覺與視覺移至觸覺之中，成就一種詩人經常運用的二元狀態：因為冰涼而感到溫暖。

布魯諾．拉圖曾經提到過有關「物的議會」概念，講求人與非人之間的代言性與在場性——詩人的創作過程莫非不是一種物的代言？也斯的發現詩學，某程度上就是為了所發現的風景而代言：〈鬥牛場舊址〉裏的視角由鬥牛場舊址開始，將鬥牛的跑動，聯想成都市化的過程與時代的流動，並於棄置的油桶作稍息：「你可以在板縫窺見／揚起的沙塵早已落定／奔跑着／只有粗生的／草葉／再過去／一堆碳／又一堆砂／和豎立路旁／棄置的大油桶」。這種風景的體驗，是詩人想像力貫輸於空間所形成的一種私密感，將詩人的個人經驗與情感融入詩的創作之中；其後詩人的想像由此處的「鬥牛場舊址」，借助牛的腳步、流動的汽車與靜默的黑色計程車，跳躍至彼處的「美人魚酒吧」、「日本料理」的遊客區。但最後詩人所關注的重點並非熱鬧的它們，而是散佚在都市森林邊陲的一個巨大的汽水模型；詩人對照「動」與「靜」的二元狀態，使得詩歌結構在流變與停滯之間展現了一種張力，既描繪了都市的喧囂與熱鬧，也刻畫了它的沉默與靜觀。但在這個角力的過程中，「鬥牛場」作為「在地建築」的消失，詩人卻毫不着力於這理所當然的主旋律之中，而是選擇打開記憶的褶皺。〈華爾登酒店〉也是一例，整首詩的主旋律明顯不過，就該是作為「在地建築」的「華爾登酒店」，抑或興盛，抑或衰敗；但整首詩的物象，都是圍繞人們的生活化情節：玻璃杯、銀器、桌布、園丁、塵埃、銀匙、布篷等等，借日常的造景來塑造一股日漸頹敗的荒涼感覺，成為一種對於華爾登酒店的「不寫之寫」。

除了風景以外，某程度上詩人亦是為了自己的心靈代言，中國抒情傳統有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即為作者的情感抱負，作為志而形於言。發現作為一種觀物的態度，就是游弋於物與我之間，發現自己在社會之中的位置，以及發現所有日常生活裏幽微的角落——這也許是基於他在香港文學史裏，對於文學論述與創作的堅持，但我亦相信這是一種獨有的詩人意志，君不見也斯的博士論文，就是講到「抗衡與抒情」？而雷聲與蟬鳴表達的不僅僅是自然的聲音如何成為人們生活的間奏，但同時亦引證了詩人如何於日常生活中發現這幽微的四時起伏，所以即便也斯已經離開了這麼多年，它的作品與作為詩人的意志，不啻能夠繼續悠長下去，更能為其代言，永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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