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臺北文學往事，私密地圖與異鄉人，「臺北午後．漫步調」側記 ft.臺北文學館籌備處

編按：2024年10月，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成立於嘉禾新村之拾光屋，進行臺北文學館籌備之規劃。同月中，蔣萬安市長於記者會宣告「臺北文學館」預計 2027 年起營運，佔地 517 坪，將落腳於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的「公館大樓」，接鄰臺北好水故事館，期望結合城南風貌，打造文學新地標。10月起臺北文學館籌備處陸續舉辦多項活動，包含「讀臺北：複寫一座城市的練習」展覽，邀請民眾一同回顧臺北的身世，從消逝的文學地景中重新共同想像出新的可能；接續於10月26日至27日以「臺北午後．漫步調」雙日論壇邀請多位文學名家對談，並辦理微型文創市集，一起思索閱讀臺北的多元可能。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活動由臺北市文化局主辦、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規劃執行，本文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提供活動側記，歡迎閱讀。

假日午後，位處城南的嘉禾新村不斷湧入人群，多數都是為了參與臺北文學館籌備處的「臺北午後．漫步調」文學講座。計畫主持人封德屏在開場致詞中回顧了十年來承辦臺北文學季的積累與成長，而未來預計於2027年正式運營的「臺北文學館」，可望透過展覽、典藏與作家互動等形式，打造出獨具特色的文化空間；而今日臺北文學館籌備處作為暖身，將蓄積更多的文學能量。

張大春——我與老輩：從瘂弦談起的臺北文學往事

「我希望講起來不要太傷感，就從瘂弦先生說起。」

張大春作為開場嘉賓，站在舞臺臺階的前方，緬懷剛離世的瘂弦（1932－2024），語氣深沉：「他是我的戰敵、作戰的敵人、而且是戰敵之中的大勇者。」

話鋒從他年少時在報社的經歷展開，提到瘂弦、高信疆、高陽、勞思光與俞允平等人，這些名字織就了他與臺北之間不滅的文學緣分。張大春藉由幾則故事，描繪「老輩」們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如何指引他走上文學這條落落長的路。

「高信疆先生在我二十歲時就注意到我寫得相當廣。」一向惜才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1944－2009），本想招攬年輕的張大春擔任編輯，然而因無職缺，遂讓他轉為任職《人間》副刊主任的秘書。待日漸逐步上手以後，張大春接下了第一份回憶錄的寫作工作——為聲樂家姜成濤撰寫文章。他說：「我還有一個小小的長處，可以寫一種文章——別人的回憶錄。雖不是我自己的，但寫得如同當事人所寫。」前輩如同伯樂，從此張大春揮灑自如，以筆走天下。

然而瀟灑如他，也遇過難題。張大春當年以政大軼事為題寫了〈新聞鎖〉，文章辛辣，諷刺權力階層，致使高信疆拒刊；他索性將作品轉投給《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瘂公照單全收，分為上下二篇刊登。首篇刊出當即引起譁然，當晚便收到諸多意見——張大春自嘲：闖了禍。那下篇怎辦？翌日，他發現下篇如期刊登，僅末尾添了一行：「⋯⋯香港港濱的黃昏降臨了，海在遠處閃著寂寞的光。」瘂弦就這麼將故事場景乾坤大挪移，如此輕輕地，就這樣一筆帶過去了。這犀利的作品方能得以問世，張大春也避開了一場是非。

「這就是我認識的『老輩』。」他說起這段往事，不禁感慨前輩們的俠風與武藝——既具膽識又見技巧。他坦言，文壇真正珍貴的，無非是「老輩們的渴望」——渴望看見年輕人有所表現、有所成就、有所繼承，且是帶點驚慌地等待。

因此他回憶起一位年輕友人曾為領文學獎，抱怨頒獎嘉賓、小說家陳映真致詞過久，不耐說道：「他們這一頁早也該翻過去了。」年輕的張大春聽了，冷汗直冒；然而回過神來，這位年輕的寫作朋友卻早已消失在人海，他感嘆：「他的那一頁被他自己翻過去了。」

回憶起前輩們的自謙風骨，讓年輕的張大春深受啟發。作家俞允平（1927－2022）曾語重心長對他說：「當你寫出你的疑惑，讀者就會去找答案，最好是在你的書裡面找。」張大春不免感嘆，俞允平四十歲時便擁有這份智慧，只能坦言自愧不如，但深受啟迪。他以一貫「大春式」的幽默做收尾：「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智慧，所以我儘量少出門。」語畢，迎來滿堂喝彩。

鍾文音✕楊佳嫻✕李桐豪——化為我城：臺北的私密文學地圖

「臺北之於我們，早已從異鄉變成另外一個家鄉般存在。」

此時細雨如織，臺下仍坐滿了聽眾。楊佳嫻指著同臺的鍾文音與李桐豪，三人雖然都來自南部（高雄、雲林、臺南），卻因不同契機在臺北扎根、寫作。不知何時開始，這座城的巷弄、書店和咖啡館，已成為生命中無可取代的一隅。

「臺北是如麥加般的文學聖地。」李桐豪首先回憶起自己初來臺北時的青澀，他的臺北，是透過文學／電影的視角開始的——被勾起的渴望，促使李桐豪想跳進其中，完整體驗一次這座城。迄今他仍不時受到召喚：例如某處街角喚起了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場景回憶，或是在北上南下間，特別揣著朱天心的《擊壤歌》去尋找「公園號酸梅湯」。這些細小、瑣碎的記憶碎片，交織成了一幅私我的「古怪地圖」，一幅他心中的臺北。

楊佳嫻則描述了她如何在臺北的移動與新奇體驗中，觸摸這座城市的肌理。大學時期，她常乘坐236路公車（現易名為羅斯福路幹線），往返於政大木柵與城南羅斯福路之間。公車成了她接通臺北的樞紐，風景更迭，在空間置換的罅隙中體驗這座城。她曾透過母親書櫃中的各種讀物窺見世界，其中鍾愛《林海音自選集》，裡頭一篇〈蟹殼黃〉讓她印象深刻，卻未曾嚐過。直至某日，236路公車行至古亭，車窗外閃過一處街角攤販，上方正擺著那些油酥金亮——她不禁低呼：「天啊，是蟹殼黃！」那刻文學與現實竟無縫相連，這陌生卻親密的經驗，像是一種私密且無形的縫合。

「臺北是我的知識與愛情。」鍾文音如此說道。臺北餵養了鍾文音的青春——13歲的她，在「來來百貨」喝到的第一杯咖啡，便從此認定：臺北就要有這樣的香氣！她也偏愛這裡的書店、咖啡館，以及帶著布爾喬亞氣息。年少的鍾文音曾在臺北的咖啡館打工，她經常遇見作家朱天心寫作，忍不住幫她多次續杯——直到有天朱天心忍不住開口請她別再續了。然而正是朱天心影響了她的創作，《豔歌行》就是從此誕生。鍾文音也坦言，年少的自己並未意識到自己作為異鄉人，本應對臺北產生的陌生感；反倒覺得臺灣南部才是自己精神上真正的疏離之處。大人從此缺席的家鄉，她反而會迷失——「你在故鄉迷路了，因為那裡藏著傷痛。」

雖然臺北都埋藏著三人的文學啟蒙，然而一談及臺北，三位情感卻各自殊異。

李桐豪曾作為旅遊記者因而長期旅行，每當飛機落地桃園中正機場，機輪觸碰跑道的震動都讓他感到無比欣喜——「可以回家洗衣服了，可以走到巷口點一份八方雲集了。」他不斷在遠行與歸來的路徑中，找尋新的、對臺北的歸屬感；鍾文音則將臺北置於夢境般的光景中，年輕時「故鄉」與「他鄉」如同對撞的列車，總在某刻勾起對臺北的回憶，她說：「臺北是我永遠的故鄉，因為我已無他城可回。」而楊佳嫻總想起那些翹課的日子，在咖啡廳燈下閱讀最新文學作品，或是觸摸「唐山書店」那厚厚實實的海報牆——閃爍的臺北不斷在記憶中發光。她以詩人楊澤的話比喻：臺北是「小碼頭」，雖然小小，卻是深愛的避風港。

然而臺北終究是匆匆前行的城市。這座永遠年輕的城，迎接一代又一代的青春身影，唯有透過文學的保存，那些被歲月沖淡的記憶，才有機會被後人繼續撿拾下去。眾人欣見未來臺北文學館的建立，能讓這座城市不致遺失過去的文學歷史。

鄧小樺✕馬尼尼為✕羅漪文——切換兩個世界：在臺北寫作的異鄉人

此刻天色漸暗，嘉禾新村卻也越發熱鬧。臺上作家們因緣際會，從不同的國度相聚於此。鄧小樺、馬尼尼為和羅漪文——她們分別來自香港、馬來西亞和越南——，帶著各自的故事與不同的人生階段來到臺北。當記憶與情感在此交錯，每個人面對課題的方式，也隨著這座城而不斷延展。

2022年鄧小樺移居臺灣，成立「二〇四六」出版社，目前有八成的時間都在臺北。曾長期活躍於香港社運的她，笑稱自己並非純粹的「政治避難」，而是選擇在此繼續創作、繼續做文學，同時為留在香港的創作者提供支持。她笑談初次接觸「臺北文學季」時，驚訝於它與香港的不同——臺灣竟不是以「節」為單位，而是以「季」為時間長度。這樣的節奏與廣度讓鄧小樺讚歎不已：「我也是做文學雜誌和文學組織的！因此會覺得，我必須要跟臺灣發生一點關係！」

19歲負笈求學、來自馬來西亞的馬尼尼為，未曾料到自己會在臺北落地生根。馬尼尼為心中的臺北是矛盾的：她一方面見證著不公不義的現象，卻也不斷在另一方面汲取靈感，她說：「我喜歡臺灣的出版社，只有出版業的人不會欺負我。」面對人際關係的複雜、社會環境的磨練，創作成了她少數的出口。馬尼尼為透過文字述說所見不平，將積壓心中的情感轉化為創作的力量，迄今她畫了許多的繪本，也餵養了不少貓。

羅漪文生於越南西貢，13歲時隨父母定居臺北。少女時期透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港、臺產生想像；進入中文系後，卻發現自己身處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是深愛的文學，另一邊則是為金錢、機票奔波的移民家庭。「那是很現實的，我要在兩個世界中切換。」羅漪文發現，語言能力使她成為「新移民」中，少數可以自由用中文表達的人；也是因為這份認知，以及觀看世界的角度，引領她走上「司法通譯」的道路，在創作中探索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連結。羅漪文見證了許多來臺的新移民，他們無法使用母語與這片土地對話，也因此在創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渴望——為那些無法訴說的人發聲。

作家羅漪文。（臺北文學館籌備處提供）

被問及作品中是否會書寫臺北，三人的回應也都大不相同。

「我每一次都非常想回馬來西亞，我不習慣臺北的天氣。」馬尼尼為說，20年來臺北的氣候、人際關係，始終困擾著她；但她也坦言，若真回去故鄉，也許就不會再寫作了：「就是有這種愛恨。」馬尼尼為認為這座城，就像是一面「無法逃避的鏡子」，她說：「逃不掉，不想寫也得寫。」臺北潛入成為背景，那是書寫中的無聲存在。

鄧小樺則笑著說道：「臺北是寫不完的，單在這裡『找房子』就能寫很多！」對她而言，越是被提醒書寫臺北，越是難以去觸碰，「那就像——你不要去問人家論文寫完了沒有！」；羅漪文則回憶起曾在課堂聽聞教授說過：1949年來臺的外省人／作家，始終懷念著彼岸的中國——文字與情感在遙望，因此從未真正書寫這片土地。成長於臺灣本土化運動正興時期，作為移民子女，羅漪文感受到這股對身份認同的強烈情懷，促使自己反思臺北的定位與歸屬——也正是臺北，成了允許這些遙遠牽掛的存放之地。

臺北這座城，不僅是臺灣文學的中心、發散地，也同時接納了與臺灣沒有直接關聯的眷戀與記憶。不管來自何處，大家或多或少能在此找到一個新的落腳點：無論是馬華文學、香港文學，或者各種文學，都能在臺北這座出版重鎮綻放，每位創作者都被允許攜帶著某個遙遠的牽掛。

幸而在臺北，文學如同這座城市般包容。適合書寫，適合聆聽，適合漫步。

文章已獲授權轉載，原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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