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誌》觀後感：創傷的意義與政治
早前由伊藤詩織自導的紀錄片《黑箱日誌》在全世界引起不少聲浪，唯該片一直未能在日本上映。本地戲院上映後，我也是在幾個朋友的大力推薦下才姍姍去遲到電影院。當時的影伴是女生，看完後她告知我片中有幾次都差點忍不住哽咽起來，在詩織被告知案件不獲受理時，在公開事件後收到來自同性的辱罵時，或最後那名酒店門童願意出證時。當我向她坦承影片確實很感人，但有些地方感受沒有她那麼深時，她搖搖頭說有些創傷是男人永遠不會明白的。
有些創傷是男人永遠不會明白的這句話有兩個含義：1）一種對另一性別的指控，在亞洲社會脈絡中男性的地位長期比女性尊貴，處於加害方陣營的固然不會明白被害方的痛苦；2）基於生理及心理上的不同，有些苦難是只有某一性別可以感受得到。前者明顯帶有敵對的情緒的，而後者的語意則是中立，暗示了歡迎男性了解女性創傷的可能性。這其實是創傷見證（testimony）很常見的情緒悖論，一方面創傷的倖存者想拼全力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感受和遭遇的不公，另一方面卻又因情緒的主觀性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用詞，免得言論淪為情緒氾濫的下三濫式潑罵。如此一來，倖存者便處於一個進退兩難，孤立無助的狀態。她想說出自己的感受，又害怕受到來自各方的譴責謾罵，卻因那夢魘般的記憶侵擾而不得不去說。
伊藤詩織在影片中卻把這處理得很好，透過公允的敘事方式帶領觀眾進入自己的視角，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讓觀眾了解自己受到的苦難是難以言喻且永恆的。這也是為何詩織在勝訴後說：「（勝訴）算是一種結束吧。但勝訴並不意味著所發生的一切都會消失，接下來我還是要找到治癒傷口的方法。這並沒有結束。」詩織所面對的創傷不止是以事件為基礎（event-based）的，除了被強暴的經歷以外，她所面對的還有整個對詩織抱著質疑目光的日本社會。這是系統性（systematic），結構性（constitutive），並會像繭一樣隨著時間愈來愈厚（diachronic）的集體創傷。換言之，詩織面對的是一種常態的創傷，是她的過去、現在、未來，是她的日常。
集體創傷可以是政治，但不應該是
影片中有很耐人尋味的一幕：詩織出版了《黑箱日誌》這本書後，除了山口敬之怒告她誹謗之外，當時的女性首相參選人還有邀請她助選，詩織在三思後還是婉拒了。我並不了解該候選人的政綱，但這一幕無疑引申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命題，個人創傷故事應該被政治化嗎？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必須了解為甚麼詩織的創傷需要被政治化。如上所述，詩織面對的並非只是偶然的個別事故，在她漫長的八年控訴中，她承受的傷害遠遠不止那晚屈辱的記憶，還有來自警界、政界的冷處理，乃至不了解詳情的公眾的質疑。就像影片開頭的那些刻薄言論，詩織「只是想踩著他（山口敬之）上位」，「穿得那麼性感理所當然的吧」，「這樣批評日本…應該吊死她算了」，諸如此類。詩織被隨機的言論刻畫成「處心積慮」、「麻煩的」女人，這些貶低她的人格、容貌、言論無疑是對倖存者的二次創傷。要減少（遑論扭轉）這些言論，人們需要整個社會改變對女性強姦倖存者的看法，聆聽這些倖存者所遭受的我們無法想像的暴力和恐懼。例如，明明她們沒有做錯甚麼事，為甚麼強姦倖存者就必須穿得畏畏縮縮，包得密密實實呢？又例如，為甚麼被強姦的人被稱為「受害者」呢？在我們用「受害者」來稱呼他們時，語言中是否已經蘊含了一種「對弱者的同情」呢？他們又是否願意被社會冠以「弱者」的身分呢？諸如此類的非有意的文化暴力，都已經超出了現今以病理學和精神分析為主的創傷治療能處理的範圍，屬於社會、政治、文化等層面的議題了。若要減少這些結構性的創傷，社會必須容納這些倖存者的聲音，接受她們可能「有失公允」的主觀控訴，再針對問題的根源檢討自身文化中需要與時並進的元素。
然而，大部分的倖存者都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公開論述。除了避免承受二次創傷以外，也有不想自己的傷痕淪為形式性的故事。對許多創傷事件的倖存者而言，悲劇的發生是無法追溯的。「為甚麼是我？公平嗎？」事情的發生讓他們措手不及，外力之蠻橫到當事人的整個人格都永久變形了，而創傷正是作為他們倖存下來的無聲的「見證人」。「我沒有死去，我活了下來。這是我的創傷，也是我的一部分。」在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的創傷一般論中，就辯證了創傷並非一種可「治癒」的存在：
創傷事件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變形的力量（metamorphic power）。就特定意義而言，創傷事件發明了它的主體。受創個體的過去改變了，變成另一個過去，而不只是簡單地被摧毀或遺忘。（Malabou, 2012, 152）
事件「發明了」它的主體；受創個體的過去「改變了」，變成「另一個過去」。用日常的語言說，就是自從創傷事件發生後，倖存者已經死了一遍了。從此算起的那個倖存者，並不是從前的「他」，而是一個嶄新的，有別於從前的那個「他」的一個新的「他」。這也是為甚麼詩織說「強姦是謀殺一個人的靈魂」。確實，以前活在詩織身體裡的那個靈魂已經死掉了，那個愛看櫻花，不害怕男性（尤其是禿頭配鬍渣）的她死去了；現在住在伊藤詩織肉體裡的那個存在是害怕春天櫻花盛開，生理厭惡禿頭男，但依舊努力去克服恐懼，去適應社會現實的另一個詩織。這個角度看，創傷事件並非只是一件事件而已。它是一次沒有動機的謀殺未遂，一次死後重生，一次掙扎與成長。若我們貿然政治化這些創傷故事，把詩織簡化成「那個被強姦，但勇於反抗的女孩」，不正是一種對倖存者的不敬嗎？
創傷沒有意義，成長才有
如今流行的創傷理論大部分依舊出自醫學、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者，縱然90年代由卡露絲（Cathy Caruth），費歐曼（Shoshanna Felman）等文化研究學者領頭的跨學科創傷研究曇花一現，也難以扭轉大眾對創傷的理解。我們普遍對創傷的理解依舊停留於這是由意外導致的一次心理創變，需要接受某種非物理的矯形。實際上，創傷的英文「trauma」一字確實來自於外科，若非佛洛伊德把它用作心靈層面受到的意外傷害，恐怕現在我們還在把情緒問題叫作歇斯底里（hysteria）。然而，由佛派主導的病理學以及精神分析派依舊把創傷倖存者視為心靈機制的失態。他們相信當事人是受到了某次事件的衝擊，一股無法逆轉的外力衝擊當事人的精神，導致某部分「變形」了，所以必須進行「手術」來矯正「變形」。當然，這裏的「手術」並非顱內開刀，而是意指透過精神藥物及「正向完整敘事」為治療目標的治療形式。
「正向完整敘事」屬於傳統心理咨詢常用的治療方向，旨在讓倖存者把無法訴諸言語的恐懼記憶完整地說出來，並從中尋找積極的意義。在創傷發生時，由於事件的衝擊性過大，我們的心靈機制會屏蔽了某些事件中的記憶。就像當警員問起詩織強姦的細節時，詩織表示有些細節自己記不清楚了，這可能是意識的一種自我保衛機制，透過壓抑某些記憶到潛意識中去避免當事人精神的全面崩潰。那麼「完整敘事」的治療方向則擺在詢問一些被潛意識「藏」起來了的記憶，旨在讓倖存者記起並接受這是自己的一部分。同時，治療者會嘗試引導倖存者思考關於創傷事件所蘊藏的正向可能，像拼積木，把負面情緒與創傷事件離解，再拼上適當的正面意義。然而，這樣的方式其實是建基於創傷倖存者不是「正常人」的前設之上，需要被矯正以融入「正常人」的社會。很多時候創傷事件發生時並沒有特定的緣由，天災人禍，對倖存者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重點應該在於倖存者在事件發生後的蛻變，以及如何讓社會接納這些「新的靈魂」。
Ann A. Cheng在《民族與美式文化》（Race and American Culture）裡就指控到「克服」（getting over）及「放下」（moving on）是美式文化中強迫人們「變得正常」的一種迷思。我認為不止是文化上的差異，而是整個現代社會中我們關於「正常」的迷思。尤其有關創傷，是否克服不到，無法放下某些執著就代表不正常，落後於他人呢？是否所有的失去都必須擁有正向的意義呢？當創傷已然成為了倖存者的一部分，那麼強行灌輸正向思維，讓他克服心理關口不是在要求他否認掉一部分的自己嗎？縱然那在其他人眼中或許是「畸形」的，但這始終是倖存者的一部分。除非當事人自願，例如伊藤詩織，否則我們應該做的不是要求他們去克服、放下，而是給予他們更多的空間去再融入那個在他們心中早已斷聯的社會。或許這些倖存者需要的不是一些正向的思維引導，而是一種接納，聆聽的態度。
我們再回看瑪拉布的創傷一般論，人們在災難發生後往往急於尋找原因，彷彿找到了能問責的對象就能抵銷事件造成的傷害。我們應該要把這個行為的動機與強姦案這件事分開來看，比方説伊藤詩織去控告山口敬之強姦並不是要彌補山口對她造成的傷害，因為所有暴力皆無意義，它有的只是摧毀的力量。詩織去控告山口的原因在於她要讓這個位高權重的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讓她的同輩，那些還小的女生，還沒出生的下一代能有免於這些制度性暴力的自由。因此，強姦這件事情並沒有意義可言，有的只是單純的毀滅；而詩織決定用八年去控告山口敬之這件事才是真正意義的所在，人性光輝的所在。
參考資料：
Cheng, A. A. (2001).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Race and America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labou, C. (2012).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translated by Steven Mille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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