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毒不》：邊一個發明了母職

你有沒有試過睡覺的時候，突然聽到嗚嗚聲，然後發覺全身痕癢難止，蚊子又來了！如此看來，孩子被稱為「細蚊仔」是有原因的，孩子的聲量和好動程度是蚊子的數十倍。人可以拍死蚊子，但可以殺死小童嗎？這個可怕的問題，卻是一些母親的殘忍選項，許多棄嬰甚至殺嬰案正是如此而來。《虎毒不》（下簡稱為《虎》）這個故意缺失了後半截的戲名，便直擊母子關係的陰暗面：壓在母親的肩膊上的母職何其沉重，以致「虎毒吃兒」的悲劇上演。而母職是個人的困境，卻不個人化。

男性的對證

《虎》的英文名是Montages of a Modern Motherhood。電影有許多畫面和聲音的穿插，場景一直轉換，但是最突出的是循環不絕的刺耳的嬰兒哭聲，而且這些聲音隨時襲來，畢竟誰能控制嬰兒什麼時候哭呢？談善言飾演的新手母親淑貞冇覺好瞓，要時刻餵奶換尿片，但丈夫卻可以睡著。這一個簡單的畫面對比，就可以看出motherhood是女性專屬：這不是專利，而是懲罰，而且它的modern之處，就是女性既要兼顧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相較之下，男性一般平時為家庭支柱，一般都是賺錢最多的角色，但這一現象就導致了喪偶式育兒，在孩子培養成長過程中，父親幾乎是消失的。

這一家庭分工仍然是保守的，一方面是因為男性賺錢更多，如盧鎮業飾演的阿偉，他說自己賺錢就行了，因為淑貞的工作賺不了什麼錢，因此另一方面就是社會上的廣泛的就業歧視，淑貞的老闆（也是男性）因為顧慮男性同事養家而炒掉她，回家後老公又和男老闆共享一套邏輯，這種現實既是物質性的，也是意識形態。

雖然說丈夫是個比較容易相處的人，但是他無意識體現了夫權，除了「我養你」的大家長式話語，他承諾賺錢後給淑貞開麵包舖時，也用了「老闆娘」這個詞，但老闆娘恰恰意味著有個男老闆，老闆娘並不是老闆。丈夫阿偉以愛和負責的名義，卻做著不甚負責的事情，他似乎只願意負責大事，而忽視最根本的照料。如果不是淑貞生病和體力不支，他根本不管孩子換片餵奶，最多只會半夜買奶粉或者臨急照顧孩子。怪不得他的男性朋友都嘲笑他不知道自己女兒的尿片尺寸。

丈夫不是一個孤立個體，他背後的夫家亦影響著小兩口子。淑貞的婆婆極其支持女性做全職主婦，並斥責禍害社會的「女人主義」，雖然家公沒怎麼說話，但是婆婆是夫權的發言人，只要她一張嘴就是維護家庭穩定，要麼是貶低淑貞餵人奶的努力，要麼是反對她外出工作。這不是簡單地說婆婆很壞，畢竟婆媳矛盾不是女性個體間的矛盾，而是夫家與媳婦的爭鬥。

婆婆是丈夫的母親，幫兒子說話是「人之常情」，但是淑貞母親也幫不上什麼忙。在「母親的母親」這裡也有著隱性的重男輕女，大哥的子女是她優先照顧的對象，她亦無法分身照顧淑貞孩子，她亦仍固守女人的幸福是家庭的舊觀念，這亦是母職如山的又一例證：它不只如山一般重，更是十分牢固。

母親的無言

印度的後殖民和女權主義學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用了屬下階層（subaltern）這個詞語去形容殖民地人民的身份，他們受困於自己的職業及社會地位，他們不僅隱形而且無法發言。片中體現了香港內在的地理和社會現象，一家人是住在新界村屋，與市區稍有距離，而且看婆婆和家公的處境就知道他們是原居民或者比較寬裕（才能夠住村屋），這些背景就可以解釋婆婆和丈夫明面暗面處的保守。

如此看來，淑貞正正是家裡頭的屬下階層，她能夠說話嗎？片中有大量淑貞給孩子晴晴的獨處場面，但是這恰好講明淑貞只能和一個無法表達的嬰兒碎碎唸，她就是不能說話！她和婆婆以及丈夫的對白都是簡單而實用的問答，與其他女性，如女同事和保姆芬姨才多點話，其他時候她只是充當「賢內助」。群像戲中，淑貞都在畫面的邊緣或下面，在飲酒燒烤那場戲更加明顯。

淑貞的確是屬下階層，導演陳小娟在構思時曾經想過以什麼人物講述母職故事，她最終選擇了工薪階層——正如其開山之作《淪落人》。淑貞因不平等的社會就業環境失業，更因為家中的母職而變成附屬。一開頭淑貞還能夠溫柔地呵護，但是繁重的勞動使人厭悶，重複的噪聲似乎永久不絕，淑貞崩潰了，她的抑鬱更是軀體化，她變得暴躁，麻木。婆婆可以和街坊跳舞，丈夫可以跳槽加薪並且投資賺錢，各自有出口，她惟一的出口就是孩子，孩子卻是無法推開的障礙。

與媽媽聚會的討論所言，metime對於母親來說是神話，淑貞根本沒有獨處時刻，就算離開家人，也是因為鄰居投訴孩子太吵，所以抱到水塘邊哄孩子入睡。說來很諷刺，孩子像是母親脫落的器官，她明明不是你的一部分，本來不屬於你，卻又屬於你，你未必享有其權利，卻不能不履行對其之義務。對於母親來說，這如同怪物，孩子在這時候對她來說就是怪物一樣，她對她又愛又恨，孩子從希望變成絕望，是善惡的二重身。

母職，還是每個人的職責

孩子終究母親生出來的，但是沒有人是個孤島，即使是阿偉這種「豬隊友」，他也知道孩子是「我們生的」。因此，很多觀後意見是要找個好隊友，一定要溝通和有經濟支柱。

但是這樣做就足夠嗎？另一部「女人恐怖片」《82年生的金智英》的丈夫比起《虎》的阿偉，即使不偉大，但也算是好丈夫了，然而他也很難幫得了智英。這擊中了一個經典議題：做一個好男人對女人來說有多大用處？一般男性又能幫助得了多少？

不過有這樣的看法的男性，也已經領先於99.9%的香港男人了。男性在各方面都受益於父權體制，大部份男性或許是直接抵制這種題材，最常見的理由就是這會破壞家庭和女性生育的結構；然而有些更曖昧的評價，就是認同母職之恐怖，但認為淑貞這一角色並不理性甚至固執。

有些反對意見是來自女性的，有些的非生育或單身女性無法理解為何要入戲院觀看這電影，更有甚者覺得這部電影就是告誡人們不生育。顯而易見，這些都是以個人享樂為大前提的評論：只要不看/不生，我就能成為不受孩子家庭負累的正常人，過著無痛苦的人生…

這裡必須回顧演員的看法，盧鎮業稱他的一位男性朋友觀影後，發覺自己更適合在家裡照顧孩子，所以開始嘗試男主內女主外的生活。而女主角談善言自稱對母親感恩和愧疚，事關她本來以為母職是理所當然，亦無法理解為何母親總是滿懷憤恨，她以前是從不考慮生孩子。但是拍攝後有了新的想法。這裡恐怕不是她想生育，而是她真正理解了母親的痛楚。

這正好是片中結尾的伸延。《虎》中的淑貞即使有著強烈的自我毀滅衝動，但電影結局留白了。我們不知道淑貞是否拋棄了晴晴，然而社會從來沒有留白，現實恐怖過電影。當最終字幕打出「致每一個選擇成為或不成為母親的女性」時，關鍵現在母親，更在母職。與阿談一樣，筆者看完之後亦想起自己的母親——每個人都有母親，女性和母親更始終是息息相關的，母職所揭露的生育和照料責任，不只是屬於母親，而是每個人。將母親從抑鬱拯救出來的前提，恰恰是哀悼母職：純粹奉獻和忽視自己的母職大約的確是死了，現代女性的重生需要母職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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