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談性暴力被害人的正義是什麼？ ft.作家陳昭如

自從2017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以來，讀者最常提出的疑問是：「這是不是作者的真實經驗？」但作者林奕含在生前是否認的，她多次公開指出：「很抱歉，我不是房思琪，讓你們失望了。」「我的小說是虛構的，但它比任何新聞都要來得真實。」

在講座一開始，作家陳昭如便以作品的虛構／非虛構破題，清楚讓大家瞭解，即使林奕含在寫作時可能加入了部份個人經驗，但「房思琪」仍是虛構的角色，並不代表林奕含本人。況且外界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高度評價，並不在於作品的真實性，更在於它的文學價值。陳昭如說，不應將小說描述的內容與林奕含的遭遇畫上等號，畢竟，「他人之死最容易誘發的就是妄斷，我們能對死亡抱持的最大敬意就是不妄斷。」

➤社會加諸的恥辱感，身上說不出口的器官

但是，林奕含的家人在她離開後表示，這是真實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即使她從未在生前承認。這當然與「性」在臺灣社會始終是個難以啟齒的話題，有很大的關係。

從小到大，我們的師長對「性」總是遮遮掩掩，閃閃躲躲，連「陰莖」這樣的字眼都說不出口，非得以「雞雞」「鳥鳥」等字眼替代，顯見人們對「性」的感受是禁忌、不潔與不恥的。正因如此，性暴力被害人的羞恥感也會更為明顯，自然不願承認自己的遭遇。

因為性暴力的隱密性與不可言說性，使得被害人的羞恥感較諸其它暴力形態更為深刻。陳昭如表示，這樣的恥辱感並不是先驗的，而是文化建構之下的產物。

例如，非洲獅子山內戰被性侵的倖存者，親友非但不以他們為恥，反而是熱切歡迎他們歸來。但目前世界多數文化仍將被性侵視為恥辱，這對被害人來說當然是不利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部份未接觸過被害人、亦不瞭解被害人處境的人，明明是關心，卻經常脫口而出：「你為什麼不抵抗」、「你為什麼不拒絕」等「檢討被害人」的話語，更是加深了被害人的恥辱感。

➤被害人現身與發聲的代價

被害人也常被社會期待為特定樣貌，陳昭如以遭遇性侵事件的日本新聞工作者伊藤詩織為例，在她親自擔任導演、記錄自身經歷的紀錄片《黑箱日記》中，即充份呈現了這一點。像是她在記者會上公開控訴加害人的暴行時，便被批評為「態度過於冷靜，看起來不像被害人」，甚至只是因為她襯衫上兩顆扣子沒扣，就被指責「不像良家婦女」。

可以想見，她的現身不只是控訴加害人，更是對傳統日本社會的抵抗。然而即使是堅強、勇敢的伊藤詩織，仍說過：「做任何可以讓你活下去的事情，對外發聲不是唯一的方式。」

為什麼就連伊藤詩織都不認為「說出來」是必要的？因為說出來的代價太大了，不是每個人都付得起。

在台灣，性侵害是公訴罪，有不少被害人是在無預期的情況下進入司法，既不瞭解法律程序，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遭受到非常大的驚嚇。

很多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站出來控訴不義，是被害人該做的事，卻不瞭解進入司法之後所必須面對的是各種繁複、冗長、以及不夠友善的狀況。

例如，警察在問案時說：「你看起來還好啊，根本不像被性侵。」或是：「你是男生耶，怎麼會被性侵？是不是你搞錯了？」這樣的反應，經常造成被害人極大的壓力，甚至是二度傷害。因此，陳昭如提醒，我們不應高度鼓勵被害人站出來發聲控訴，甚至以道德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畢竟說與不說、提告與否，都是被害人的事，旁人無庸置喙。

➤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正義

陳昭如也提到，如果要區分被害人的正義，或可分為兩類：一是應報式的正義，重點是懲罰加害人，而不是撫慰被害人。另一個則是療癒式的正義，重點在於支持與修復創傷，這對被害人而言可能是更重要的。

假若我們把重點與資源全部放在司法領域，也就是應報式的正義，例如，透過修法加重對加害人的刑罰，甚至以為只要打贏官司，被害人的痛苦從此就可以一筆勾銷，恐怕是過度天真的想像，更可能忽略了心理、社福系統支撐被害人的重要性。

因此，每次眾所矚目的性侵案躍上檯面時，許多人在義憤填膺地批評「恐龍法官」、「司法不公」之際，是否願意停下來想一想：到底被害人需要的是什麼？我們是否能站在「以被害人為中心」的角度，思考到底該怎麼做才是對他們好，而不是我們的自以為義？

陳昭如認為，被害人最需要的，未必是司法判決的結果，而是親友與社會的理解與接納。只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被害人「重要的他者」。陳昭如就她過去接觸被害人的經驗表示，如何取得他們的信任，進而傾聽與承接他們的痛苦，除了需要經驗與智慧，有時也需要專業能力，而這樣的條件未必人人都有。她建議關心性暴力議題的朋友，「理解」是關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做自己能做的，或許便已足夠。

➤可以憤怒，卻不能只是憤怒

最後，陳昭如也提到過去她所書寫的相關作品。如今回頭審視，她自覺過去情感過盛，憤怒過多，如果是現在的她或許不會這麼處理。然而當年的她確實內心充滿憤怒，會那麼書寫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她提及美國自由主義學者瑪莎．納思邦（Martha C. Nussbaum）在《傲慢的堡壘》書中提出的一個問題：「面對性暴力的不公不義時，憤怒是必要的嗎？」納思邦的回答是，憤怒固然是正當的反應，它或許能在一時之間匯聚大量參與的激情，但是這樣的激情有其邊際效益，如果情緒始終停留在憤怒的層次，就很難真正地面對與處理問題。

從這一點反觀台灣社會對許多議題的討論，似乎都有類似的情況，那就是始終停留在憤怒的情緒原地踏步，而無法往前推進更深的討論與議題的開展，這是陳昭如覺得較為遺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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