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雙城記 ─序郝譽翔《城市異鄉人》
重新回望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隨著運動而陸續浮出歷史地表的作家，距離今天已經整整一百餘年。這樣的歷史縱深，確實需要一定的洞見，而且也需要在眾多史料中慢慢爬梳。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但那段時期誕生的新文學作家，至今還是不斷受到議論與檢討。當年被稱為「文學革命」的世代，許多知識分子大多都從偏僻的鄉村慢慢跋涉到人文薈萃的城市。尤其北京與上海，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嚮往的兩個城市，畢竟城市是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經過五四運動之後，有太多傳統書生也開始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中國現代城市的崛起，其實是經過西方勢力的侵略，而終於引進許多全新的價值判斷，包括時間觀念、衛生觀念、交通秩序與知識傳播。這種伴隨西方列強的侵略，也為中國讀書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古老的北京城或租借地的上海，再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傳統的世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西方文化開始源源傳入中國，北京與上海在西風的吹襲下，逐漸變成新興知識分子的嚮往目標。
現代文化的風潮開始襲擊中國古老的城市北京，許多新興的知識份子也開始追求西方傳來的學問，其中最重要的轉接站便是日本。在整個東亞國家裡，日本決心打破幕府文化，開始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終於造就了明治時期的維新運動。在中國新興的知識份子，希望能夠脫離傳統文化的藩籬，藉由庚子賠款的資助，大量東渡日本去學習最新的知識。典型的代表便是魯迅，而他後來認識了瞿秋白則是留學俄國。郝譽翔在她的第二章，便是探討魯迅與瞿秋白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書中討論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的互動尤為精彩，這兩位扮演啟蒙角色的文人，都同樣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漸漸脫離古典書籍的耽溺而逐漸朝向西方知識的追求。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加入《新青年》的編輯，瞿秋白則與許地山創辦了《新社會》。兩份雜誌都用了「新」的命名，似乎已預告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即將到來。所謂「新」，指的是新時代的到來，其實就是指西方文化的衝擊，藉由船堅炮利的武器終於打破了鎖國許久的中國。無論是佔領區或租借地，都可以看到與中國傳統生活習慣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例如：衛生觀念、時間觀念、交通觀念，都與古老的中國社會有很大的區隔。
留學日本的魯迅與留學俄國的瞿秋白，他們的思想取向截然不同，但同樣都是朝向追求現代性持續前進。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發生的日俄戰爭，是一場海戰與陸戰的混合決戰。這場戰爭，最重要的意義是，長期受到西方侵略的亞洲國家，終於也有一場阻止西方帝國主義予取予求的頹勢。這不僅代表東方的崛起，更代表日本的崛起，這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會出現留俄派與留日派的區隔。對這群有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來說，也許仍然還在閱讀傳統的典籍，但他們的心靈狀態已經徹底改變。他們不再沉溺於古書的句讀，反而期待透過自己的留學經驗，在傳統文化裡注入新的思考、新的價值。
經歷過西方侵略的中國，似乎不會只是依賴國內百姓的覺醒。在歷史轉折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知識分子把日本、俄國與西方國家的知識陸續介紹進來。思想的轉變也許過於抽象，但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及後來不斷崛起的學生運動，正好可以說明永遠不變的中國也終於改變了。郁達夫曾經以「零餘者」自況，彷彿在暗示他們無法對中國社會有任何作用，但是郝譽翔則以「城市漫遊者」給予概括，無論他們是不是「多餘的人」，或者是「浪人」，都無法掩蓋他們帶回來的知識的多重效用，畢竟他們所接觸的知識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再也不可能等同起來。散居在北京的郁達夫與瞿秋白，並不可能察覺他們自己的生命充滿了積極作用，他們所夾帶進來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觀念，顯然與古老中國劃清了界線。
一場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其實已經在城市的某個地方埋下了改變的欲望。他們縱然都居住在同鄉所設立的「會館」，許多思想革命的種子都在這些空間暗中醞釀著。在討論郁達夫時，特別點出他在北京受到五四思潮的衝擊。一九二○年代左右，北京文化開始出現重大的改變，曾經是貴族遊憩的園林，最後都變成市民的公園。這是一場相當驚人的變化，一方面暗示過去貴族的生活空間終於慢慢被打破，一方面則彰顯伴隨著新文化的到來，新興知識分子開始扮演改造思想的擘造者。
相對於郁達夫的「零餘者」，瞿秋白則自稱「多餘的人」。他們在城市的漫遊從未引起當權者的注意，正式在這樣的空間，他們的思考與想像也逐漸散發出知識的影響力。作者以細讀的方式，終於在毫不相關的知識分子之間拉出一條相關的線索。郝譽翔討論了文學革命之後的中國作家，包括魯迅、瞿秋白、郁達夫、沈從文、葉聖陶、蔣光慈。對於舊社會而言，他們是多餘的人；對於新文化的誕生，他們則是思想啟蒙者。無論他們在留學期間的浪遊，或者是回國後在城市裡的漫遊，都正好點出他們夾帶而來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技巧，已經埋藏了蓄積已久的革命力量。這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學術著作，如果沒有經過細讀與研究，就無法彰顯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改造力量。
這部論文集中在北京與上海兩個城市，但是牽涉的內容並不止於書中討論的作家，而是更進一步建構中國新文學運動創作者的思想與風格，這部著作應該為後解嚴時代帶來全新的思考與視野。新文學運動之所以稱之為運動，乃在於有一股新的思考、新的價值、新的書寫夾帶其中。郝譽翔在這部書裡，所耗費的功夫、所耗費的心力，將受到國內研究者的重視與尊敬。隨著這部書的完成，顯然也傳達了一個信息，縱然許多中國新文學作家已經受到眾多學者的爬梳與討論，但是經過細讀與再閱讀，終於還是可以找到許多縫隙而另闢蹊徑。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文所 二○二四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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