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人回憶》到《米奇17號》：奉俊昊鏡頭下的階級困境與救贖辯證 ft.《不安擴張：論奉俊昊》

韓國電影導演奉俊昊（봉준호）新作《米奇17號》在台上映前夕，《不安擴張：論奉俊昊》繁體版率先面市，北美韓國電影學者田鍾琄（Joseph Jonghyun Jeon）針對奉俊昊長篇電影提出全面觀察與分析，並額外收錄與導演的深入採訪。書中透過細緻的影像解讀與理論框架，精確指出奉俊昊對韓國乃至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階級矛盾的深刻關照。本文循著《不安擴張》的批判視角出發，探討奉俊昊最新作品《米奇17號》與過往創作哲學的異同。

＊本篇涉及劇情揭露，範圍包含奉俊昊所有長篇電影作品，敬請斟酌閱覽＊

➤必然的失衡

2019年，奉俊昊以《寄生上流》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時隔近6年，《米奇17號》帶著大家熟悉的奉式細節與黑色幽默回到影院。一樣是熟悉的社會學狂人視角，但又好像有些氣味不同，一樣是關於人、關於人性、關於逃不出的社會牢籠，但《米奇17號》有著所有前作都沒有的「從容」。直到看見《米奇17號》結尾的頒獎典禮，遠景那宛若煙花的爆炸——連那個一死再死的米奇都是笑著的——才突然意識到，這可是奉俊昊執導的長篇電影裡，第一次選擇以如此溫馨和樂的場景作為結局。

《殺人回憶》最後，飾演朴斗萬的宋康昊直視鏡頭，凝視著觀眾與後方可能存在的罪犯，懸案未決，畫面裡僅他一人；《駭人怪物》結束在雪夜，破碎的家庭有小小的暖爐，雪安靜地落下，畫面逐漸拉遠，漢江上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非常母親》裡串連起開頭與結尾的舞，小小的巴士上，飾演母親的金惠子從座位上起身，加入人群，但在混亂中唯有她知曉「真相」，那舞不是快樂而是對快樂的渴望，彰顯的是她絕對的孤獨。

《末日列車》以人口極端減少後的末世為背景，列車損毀後，兩個孩子從廢墟中抬眼，就算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未來亦是不明朗的；《玉子》沒有能力阻止企業，但拼盡全力阻止自己的家人死去，就此回歸山居，最後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畫面與其說是歡樂，更像是在絕望裡朝向烏托邦的希冀；《寄生上流》的結局接續著混亂的大戰，兒子看懂了以燈光寄達的家書，在想像裡許下承諾，在未知的十幾二十年後，讓父親能不再如蟑螂般寄生。

「新浪潮導演在南韓社會壓縮的現代性到了尾聲的時期出現，因此特別關注消化歷史創傷與直接面對充滿動盪的過去。奉的童年的確就是這個時代，但他的作品更關注的是緊接著的歷史時期——當高速成長開始慢下來，而韓國人開始體認到上一世代驟然的經濟成長其實帶來了許多令人意外的負面後果。」

——田鍾琄《不安擴張：論奉俊昊》

綜觀奉俊昊的創作，結局就算存在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警察渴望破案，家庭渴望團聚，底層渴望高攀，不限於以南韓為背景的敘事，在奉俊昊的所有作品中，這些願望總是被更龐大的力量所阻撓。透過強調各種社會地位／角色上的落差，強化弱者的被剝奪感，剝奪者無論表面上呈現為怪物、連環殺手、企業家或政治人物，其實都隱含著系統性的壓迫——社會結構、軍事獨裁、政府機器、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等。主角不僅是在與具體的對手鬥爭，更是在與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結構性力量對抗，然而這些對抗，從一開始就是必然失衡的。

➤複製人的零和賽局

田鍾琄在書中不斷提及的關鍵詞之一是「零和」，這個概念在《米奇17號》中也得到延續。如果說《寄生上流》中的零和競爭表現為空間上的垂直層級對立，那麼《米奇17號》則將其延伸至生命價值本身。米奇的每一次死亡與「列印」重生，都是對勞動與資本關係的再確認過程——你的生命價值，是否僅存在於勞動之中？

除了高度仿擬某位美國政治人物的反派角色以外，《米奇17號》這次更明確地將殖民與開發作為主要敘事，政治以更直接的方式介入故事。延續自原著《米奇七號》設定的「消耗工」，正是典型的底層階級，在探索太空的危險勞動中，將原本具有神聖性的生命賦予可逆性，並依此衍伸出可隨時替換的特質。

這種「替換性」，直接連結至當代資本主義下勞動力的去個體化特質，特別是全球化中的外籍勞工與被邊緣化的底層勞動者，與近年全球的政治與科技局勢遙相呼應。

奉俊昊透過畫面安排，凸顯出「列印」的特性。當羅伯．派汀森（Robert Pattinson）飾演的米奇身驅一點一點被列印出來，螢幕裡正在經歷重生的他，與周遭笑鬧的他人產生強烈的對比——那是標準的奉式黑色幽默畫面，人體歷經「列印」，也會如列印紙張般卡頓。我們看見米奇從畫面右邊，緩緩左移，全身抖了一下，然後繼續向左移動。「重生」在科技下是不具任何神聖性的，也就是説，性命的可複製性反身取消了他身為人的人性與價值。那一刻，米奇，或說所有消耗工，就與一張紙無異。

近10年前，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頂尖對決》與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中，針對「複製」這個大型命題各有不同的詮釋。《頂尖對決》的複製需求源於私人化的魔術表演，雖缺乏社會的許可，但因為被複製者的基數有限，而更接近個人需求的滿足，彰顯出的是個人的道德缺失；《別讓我走》以少數人的生命換取多數人的健康，但複製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模糊，使得社會對複製人功能性價值的定義顯得不穩且難以服人。

《米奇17號》同樣以科技發展下的犧牲為基礎，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契約與勞動的關係弱化了社會與企業方的責任，「複製／列印」自此成為一種自我剝削的極端形式，折射出個體為了生存而不惜異化的社會背景。

從《頂尖對決》、《別讓我走》再到《米奇17號》，複製人的零和賽局還在不斷變形。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所追求的人力最小化、效率最大化，在科技發展、資本主義運作及勞動關係的複雜化交織下，必然且正在衍生出不同形式的生存困境。

田鍾琄指出：「究極來說，奉俊昊的電影在面對這些危機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將其視為危機。」電影本身——正如《殺人回憶》最末宋康昊的那顆鏡頭——正是奉俊昊對一切困境的凝視與叩問。

➤It's ok for me to be happy

回到前述，《米奇17號》一樣以社會的、政治的、全球性的討論為基礎，但相較於奉俊昊以往的作品，那異樣的從容感到底來自何處？或許能從米奇確定自己不用再反覆死亡與重生後，所說的那句“It's ok for me to be happy. ”窺見一二。

奉俊昊的作品一向圍繞著「執著」展開，角色總是在極端的社會環境與個人情感之間掙扎，試圖維繫某種信念，但往往不得不面對現實的崩解。《殺人回憶》的警察之於時代、《駭人怪物》中父親對兒子的歉然、《非常母親》裡幾乎成為詛咒的母愛（或說愧疚）、《末日列車》中革命的（被）推翻、《玉子》中對寵物的愛、《寄生上流》裡的生活（延續到結尾甚至是生存）需求，莫不如此。

相較於他們的有所渴求，《米奇17號》反而以「學會放棄」為起點。因債務而離開地球，米奇並非一開始就接受自己的生命是可被替換的消耗品，而是隨著一次次死去，學習如何捨去對死亡的恐懼。換句話說，他也在這反覆的重生中，逐漸放棄自己身為「人」的認同。那異樣的從容感，或許正是來自於他的不執著，畢竟，他連生死都介於模糊地帶中。

“It's ok for me to be happy.”的關鍵不在於快樂本身，而在於「允許」自己去擁有快樂。在簽約後的生命裡，米奇沒有權利思考個人的幸福，整個宇宙探索計劃裡，他的存在只被預設為一種功能性的延續。當這個枷鎖受到外力（娜莎與米奇18號）鬆動，他才意識到，他可以選擇生死，甚至能夠有所渴求。

過往的角色在執著中走向崩潰、遺忘或歸隱，但米奇反而是在放棄執著後，才擁有了選擇權。

《米奇17號》維持著奉俊昊一貫的幽默與社會批判，在整體劇情與角色深度上並沒有特別拔萃之處，但特別之處在於，這次奉俊昊更聚焦於個人（或說「人」）價值的重新探討——在一個人可以被無限複製的世界中，我們如何重新定義個體的價值？

《米奇17號》的從容，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批判視角的改變——不僅僅是指認危機，更是在承認危機的前提下，探索「如何活著」的可能性。這次奉俊昊不急著讓角色去破案、去革命、去拯救，而是回看己身立足的腳下，給出現階段他能給出最好的回答：

即使身處最極端的剝削體系，依然能找到困境的破口；在看似毫無希望的零和賽局中，弱者也有看見強權如煙花般爆炸的一天。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https://bit.ly/42ES5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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