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等待豬羊變色的台灣綠能產業
2016年起台灣政府全力發展綠能，由於減緩地球暖化的國際趨勢和政策誘因，外商、本土產業紛紛投入，綠能產業曾一片欣欣向榮。近年來，台灣的綠能發展已明顯陷入停滯，社會觀感與投資信心同步下滑。太陽能、風電等再生能源專案接連爆發弊案，不肖廠商的投機取巧，地方和所謂環保人士的無理性、無限上綱的反對、抗爭，更讓綠能產業雪上加霜。在部分業者短期逐利、政策配套未臻成熟的情況下，市場逐漸失去對長期投資的耐心，使得原本被視為具備成長潛力的產業，反而進入觀望甚至退場的階段。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制度設計與治理能力的考驗。同時也驗證了一個有技術門檻的新產業，需要學習時間和好的監理制度，不是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就可以一蹴可幾。
綠能發展曾經欣欣向榮，弊案與抗爭卻讓信心崩落
綠能發展被高度污名化後，導致社會對綠能產業的不信任，於是立法院於 2025年11月14日三讀通過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發展觀光條例》、《地質法》等的所謂 「光電三法」，將太陽光電設置納入必須環評的開發類型，並明列出太陽光電開發門檻。以台灣目前的環評法規和環評委員的結構，任何能源產業的開發一旦被納入必須環評，不但增加開發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延長開發時間和提高成本。推動「光電三法」修法的立委諸公在未充分溝通、討論之下，強行通過「光電三法」的草率行為固然可議，但也突顯出全面檢討包括綠能在內的能源政策，已刻不容緩。
然而，若從能源與產業結構來看，台灣其實沒有迴避綠能發展的空間。與多數工業化國家相同，台灣已設定 2050 年淨零碳排的政策目標，但目前的能源結構仍高度依賴發電占比超過八成的火力發電。即便到2030年，台灣預計的火力發電占比會降到70% (燃氣50% 燃煤20%)，電力碳排放係數從目前的0.474（CO2e/度）降到0.319，但是還是比韓國預計的0.218、日本預計的0.213要高很多。在這樣的條件下，若無系統性地擴大再生能源與低碳能源占比，任何淨零承諾都難以落實。從能源政策的基本邏輯來看，減碳目標必須與電力結構轉型同步推進，否則將會有執行落差。
政策修法增加不確定性，能源轉型仍是刻不容緩
進一步從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看，綠能問題已不再只是環保或能源議題，而是直接牽動台灣出口導向經濟的關鍵變數。半導體、電子製造與高科技產業是台灣經濟的核心，但這些產業同時也是高用電、高碳排的代表。隨著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逐步上路，以及國際品牌與系統廠對供應鏈提出明確的減碳與綠電使用要求，低碳能源已成為市場准入條件之一。若台灣無法提供足量、穩定且可驗證的綠電來源，企業將面臨碳關稅成本上升，甚至被排除在高價值供應鏈之外的風險。
在此背景下，綠能政策的核心不應只停留在口號或單一技術推廣，而應回歸整體產業政策的設計。首先，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視既有的獎勵與補貼機制，評估其是否真正促進效率提升與規模化發展，而非誘發短期套利行為。補貼制度若缺乏明確退場機制，容易造成市場扭曲，反而抑制技術成熟與成本下降。政策工具的重點，也應逐步由價格補貼轉向制度型誘因，例如長期購電合約（PPA）、完善的綠電憑證制度等。
出口產業面臨碳關稅壓力，制度治理才能翻轉困境
當然，台灣的綠能發展必須面對資源限制。無論是土地條件、環境承載或社會接受度，都不允許全面複製其他國家的模式。政策制定者應以客觀數據盤點各類綠能的實際潛力，並與電網升級、儲能建設同步規劃，避免發電能力與系統穩定性脫節。這樣的整合性規劃，才能讓綠能務實落地。
綠能產業能否「豬羊變色」的一個重要關鍵因素是制度治理能力。政府必須透過透明化流程、標準化審查與有效監理，明確區隔長期投資者與投機型業者，防止不肖廠商或中介掮客侵蝕公共資源。同時，也應積極引入民間資本與專業，透過公私協力模式，提高建設效率與專案品質。當市場規則清楚、風險可控，資本自然願意回流，產業也才能形成正向循環。
當前台灣綠能的困境，並非產業本身不可行，而是政策設計、治理機制與產業節奏未能有效對齊。期待能有更成熟的制度與更清晰的產業邏輯，讓綠能產業能持續推動，並從爭議中翻轉成支撐經濟競爭力的基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