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莫內遇見夏荊山｜趙忠傑與東方藝術的「再一次」對話

從印象派到佛畫，趙忠傑的收藏轉向不只是一場美學選擇，更是一場東方文化的話語重建。他推動藝術教育、建立基金會，計畫以科技與人文共構台灣未來的文化地標。藝術對他而言，是一場價值與精神的流通。

在西方當代藝術主導拍場與市場的時代，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董事長趙忠傑博士卻選擇轉身擁抱東方精神，從莫內到夏荊山，從私人收藏到公共展覽。他推動藝術教育、創建文創平台，計劃在台南興建一座結合科技與人文的未來博物館，重塑東方藝術的國際對話位階。在藝術成為資產配置的工具、收藏行為越來越走向財務化的當下，趙忠傑的思維顯得反主流，但其實也更接近本質。他將收藏視為價值的體現，而非僅是價格的競賽，他不急於出手，不追逐風潮，更不將藝術當作短期套利的場域。

「你沒有價格，人們看不出價值；但如果只有價格，那藝術就沒有靈魂。」趙忠傑告訴我，他關心的是價值與價格如何達到一種互為因果的平衡。也因此，他選擇用展覽、教育與文化流通，讓藝術真正「進入社會」。問起趙忠傑的第一件收藏，是印象派大師莫內的作品。這似乎不令人意外——印象派的色彩、構圖與空間感極具現代性，是國際藏家常見的入門路徑；這類作品不僅裝飾性高，亦具市場價值與拍場流通性，幾乎是高資產階層的標準配備，但趙忠傑對於藝術的初次感知，是從父親的收藏開始的。

從東方藝術到印象派 再回歸東方藝術

那是一幅徐悲鴻的馬，筆觸遒勁、黑白之間的畫面，他形容像是某種不安分的能量在畫布上翻湧，「但那時的我根本看不懂這些畫，只覺得『好看』。」那時不知道這些作品價值的他，甚至會把它們折成紙飛機，隨手擲出。而後來機緣巧合遇到的莫內作品，則是他成年後意外「邂逅」：那年，他帶著一本英美文學史遊走倫敦，翻開其中一頁，是莫內筆下的睡蓮，色彩迷幻、光影氤氳，像是畫家將時間攪碎，讓瞬間成為永恆。

「那不是寫實的景象，而是心裡的顫動。」他這樣形容初見莫內的感受。從那一刻起，他才發現，父親收藏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單純的「畫」，而是時間與情感的載體。多年後，他終於理解不少人會在佛像前跪坐的虔敬，理解那種凝視的時光，正是對「無常」的修行，而這段家學淵源，像是他後來轉向東方藝術的伏筆，也像是收藏之路的最初種子。但真正改變他收藏軌跡的，是在一次國際拍場中看到的東方經典——張大千、溥心畬與夏荊山。他回憶：「夏老師的工筆佛像太細緻了，我第一次看到有一種想跪下來的感覺。」

趙忠傑告訴我，在夏荊山的畫裡，他看見的不只是技法的精湛，而是一種古老精神的當代轉化；那不是複製的莊嚴，而是一種靜謐中的力量，一筆一線都透著修行與慈悲，「這不是單純畫佛像而已，而是現代人與神性之間的對話。」從那時起，趙忠傑開始有意識地收藏東方藝術，尤其是佛教藝術相關作品。而他所推崇的夏荊山，不僅是畫家，更像是一位文化詮釋者，在歷史與信仰之間搭建起視覺的橋樑。

但他很快就發現，收藏並非終點。帶著幾幅珍貴的佛畫，他前往葡萄牙、法國，試圖尋求博物館的展覽機會，「我把夏荊山的一幅工筆佛像拿給他們看，對方很喜歡，卻說這樣的作品還沒有進入國際的敘事體系。」那是一場沉默而清晰的提醒：要讓東方藝術真正走入世界，不只是擁有一幅畫那麼簡單，而是要建立出一整個文化網絡，讓藝術與市場、學術、教育相互支撐，彼此成為對話的介質。

「我們的東方藝術，被西方『再詮釋』得太久了。」趙忠傑說這話時，眼神裡有一絲焦慮。他舉例，從佛教造像到工筆畫，許多經典之作被歐美學者帶回國外博物館，標註上冷冰冰的學術名稱，卻剝離了創作者原初的文化脈絡，「這些畫作本來是帶著靈魂的，是修行者的凝視，是信仰的回應；可現在，它們被封存於展示櫥窗裡，變成了『異國風情』的一部分。」趙忠傑覺得，近代的東方藝術，好像必須經過西方的詮釋，才能被承認是藝術，「而我們自己，卻還在一味仰望、模仿。」對趙忠傑而言，推動東方藝術教育與展覽，不只是文化傳承，更是收回話語權的一場長期抗戰。

從那時起，趙忠傑決定轉變策略。他成立基金會，推動藝術展覽，不只是為了讓藏品被看見，更是為了讓藝術在台灣有機會進入公共對話場域。對他來說，收藏不再只是擁有與投資，而是把那些畫裡的「時間與靈魂」交還給社會，也讓更多人有機會站在這些畫作前，與它們對視，與它們重新對話。

打破西方定義，重建東方話語權

趙忠傑分析，今日世界藝術的主流敘事與評價機制，仍多由西方主導，即便是東方藝術，詮釋者往往也是西方學者、策展人與收藏系統。他坦言：「研究東方藝術的不應該只有西方人，我們自己不做，話語權就永遠落在別人手上。」

因此他不僅收藏，也推動教育。他透過與長榮大學、台藝大、北藝大等合作，發放獎學金、策辦講座與培訓，培養具備藝術識見與國際競爭力的新世代，「我們不能只是供應畫家給拍場，更要養成策展人、評論者、鑑賞家，才能把東方藝術重新放回舞台中央。」趙忠傑說自己不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深知藝術市場的結構問題——價格不穩定、制度不透明、流通門檻高，導致有潛力的藝術家難以被看見，優秀的作品難以產生長期價值。為此，他建立了基金會與文創藝術獎，從早期的主動邀請，到如今吸引上千件國際投稿，「藝術不能只有補助，要讓市場起來。」他所提出的「拍賣即教育、收藏即責任」觀點，是對當前藝術制度的一種修補。他主張，每一件拍品都應公開價格與記錄，「讓價值有跡可循，讓市場有記憶可用。」

讓藝術成為一種社會習慣

在南台灣，他也正準備興建一座未來型博物館——不只是文物展館，更是結合科技、教育與文化外交的平台。他構想引進6K影像、VR互動、AI智慧導覽等科技應用，讓東方藝術進入世界對話的系統中，也讓台灣成為東西方文化鏈結的節點，「台灣是科技的引擎，但這個引擎需要溫度。」他說，這個博物館的核心精神，是讓人看見文化的深度與科技的可能，不再只是展示與標價，而是共感與共創。

他告訴我，台灣最大的挑戰不是缺資源，而是還沒「習慣」——習慣欣賞、收藏、討論、流通，習慣讓藝術成為日常生活的價值。這段話說得雲淡風輕，但卻有些沈重，他舉例像是菲律賓，這個國家佛教信仰比例極低，但在拍場上，卻仍是爭拍佛像藝術作品：「因為，他們看見的是藝術價值。」而在台灣，這樣的環境還在萌芽。他堅信，當藝術成為社會日常，市場也就自然成熟了。（推薦閱讀：電影院會消失，還是只是換了靈魂？｜觀影習慣崩解後，我們還願意一起看電影嗎？）

從我的觀點出發，趙忠傑的思維路徑，你可以說是從「莫內到夏荊山」，也可以說是「從收藏者到教育者、文化推動者」的尋覓轉化，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價值不只是握在手中的畫作，而是這些作品能被多少人理解、尊重、轉化，「藝術不應只被『擁有』，它該被『流通』。」這不只是信仰的延伸，更是文化未來的起點，趙忠傑如此相信，也在這條路上，穩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