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實驗室｜關於老物》帶著走的時間：談談製錶五百年

我們今天覺得擁有「這是我的時間」是與生俱來且自然而然的，但在15世紀以前，時間是一項絕對外部的力量，城鎮中的主座教堂鐘聲，決定你每日的時程安排，包括什麼時候要起床，什麼時候要禱告，什麼時候休息，人們的起居是跟著城堡或教堂的報時，根本沒有「私人時間」這個概念。

在這個前提下，懷錶被發明了，本質上應該算是文藝復興的大哉問：人可不可以和宇宙對話？有沒有能力掌握看不見的秩序？

起始於一顆機械蛋

在達文西在紙上畫下人體的黃金比例的16世紀，德國鎖匠 Peter Henlein 則試圖把時間從報時鐘樓縮成一顆直徑約7公分的蛋型裝置裡。他的創舉等於把時間變成「可攜帶」而且「私有」，這個黑科技在公有制度裡，幫人切開一條專屬的秘境，可以不必立刻響應或服從鐘樓、教堂或社群的時間，只掌握自己的節奏，就像是在只有一個公播頻道的世界，你卻有自己的時間 Netflix，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為了把原本依賴吊鐘配重的大型報時鐘塔，縮小成一顆放進口袋的機械蛋，Peter Henlein 將動力系統設計成一組「發條」結構，再使用放大突面鏡輔助，依靠經驗手工磨製、加熱並定型金屬片，打造出六十多枚彼此牽動、精密咬合的齒輪組，確保整個機芯在極小空間中也能順暢運轉。這樣一枚懷錶，至少必須耗時半年才能完成，最終再以貴金屬或稀有材質打造外殼，鑲嵌各式寶石，讓這顆小東西價值連城，所以，如果在當時你手上有一枚懷錶，就相當於有能力買下倫敦市中心一塊土地的財力，令人咋舌！擁有者想必是王宮貴族或主教等權力財富中心，懷錶會掛在胸前來展示自己不凡的的身份地位，有些人會把它畫進傳世的肖像畫裡。

在 Henlein 之後，懷錶普遍只有一根時針，至於分針的出現，大概要到17世紀中期才開始常見。不過，雖然懷錶很貴，但走時極不準確，常常誤差一兩小時仍是常態。

兩百多年 時間繼續前行

但隨者科學不斷進展，懷錶的走時準確度也被一代代的錶匠雕琢，被稱作「懷錶之父」的英國製錶師 Thomas Tompion 讓懷錶的誤差從每日於幾小時變成幾分鐘，使懷錶第一次成為可依靠的時間工具；另外， John Harrison 也研發出航海專用懷錶，這枚誤差僅數秒的裝置，不但解決大航海時代的經度問題，更直接讓英國成了海上霸權。

在法國，也不遑多讓。 Jean-Antoine Lépine 將傳統厚重的機芯設計成輕薄結構，使懷錶成為輕便佩戴的優雅飾品。不過，而真正讓懷錶登峰造極的，則是他的學生：Abraham-Louis Breguet，亞伯拉罕，路易，寶璣，那個把法國宮廷和拿破崙爭戰寫進生平的人。

他在18世紀末發明了自動上鍊懷錶（Perpétuelle），變成只要配戴在心臟附近懷錶就可以自行「活」出時間，省去了每天上鏈的麻煩，一舉震驚法國宮廷，讓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安東尼亞都成為他的擁戴者。

男人「藏」錶，女人「戴」錶

18 世紀末，寶璣把錶推向了巔峰。

從瑪麗王后那枚耗時 44 年完成的超複雜 No.160，到流亡時期誕生的防震裝置與陀飛輪，再到 1810 年為拿坡里王后 Caroline Murat 打造的 No.2639，這成為史上第一只鏈式腕錶。

不過，雖然同樣是錶，男錶女錶功能不同，代表的社會密語也不一樣。在那個時代，腕錶是女人的專屬的奢華飾品，它是手鐲的衍生品，如同寶石項鍊和戒指，作為晚宴服的配件，用來展示身份與品味。

女人的計時裝置通常非常迷你，走時可能不準確（因為管理時間是男人的事）。而仕女錶盤面設計很迷你而且朝向自己，錶背與外圍才是珠寶鑲嵌的展示面，因爲在社交禮儀裡，淑女不該公開「看」時間：那太庸俗、功利，不符合禮教。

男人的懷錶，則有完全不同的「暗語」。它被視為權力與秩序的象徵，必須收在馬甲的口袋裡，僅讓鍊子若隱若現，這是一種內斂的炫耀，就像今天有人擁有黑卡，不會把卡片掛在脖子上，而只在特定時刻拿出來，用這種方式劃分身份的邊界：時間是屬於少數高位階人的資產，不是所有人有資格看到的。

捨棄鑰匙吧！

雖然前面提到的寶璣先生發明了自動上鍊，但因為誤差值還是很大，加上它的被視為王公貴族的極高端玩物，這個技術並沒有在當時發揚光大。在19世紀時，懷錶的擁有者，每天仍然都有個儀式：拿出懷錶的專屬小鑰匙，插進懷錶背後的鑰孔，為發條上鏈和調整時間，這是與時間之間的重要契約，像開啟家門一樣，用鑰匙打開宇宙的節奏。但這樣的方式也有麻煩，除了鑰匙相當容易遺失，鑰匙孔也容易進灰塵或手上的污漬，對精密的機芯來說不是件好事。

直到 1840 年代，百達翡麗的合夥人 Adrien Philippe 發明了 keyless works/Crown-winding 無鑰匙/錶冠上鍊系統，只要旋轉錶冠，就能上鍊與調整時間，但當時的設計還未成熟，有可能會出現空轉和停擺等問題，多數的用者還是相信傳統設計，於是百達翡麗在1840 到1850年期間採取「雙軌制」：保留鑰匙上鏈的設計，並且在不斷優化錶冠上鏈技術的同時，努力打進上流社會的顧客群，於是這場由上而下的表冠上練革命逐漸流行，其他品牌如江詩丹頓也紛紛跟進。

直到 19 世紀中葉，瑞士錶廠開始穩定製作錶冠上鏈系統的零件，終於人們不必再隨身攜帶一把鑰匙，不必擔心灰塵進入鑰孔，只要指尖一轉，就能同時上鍊與校時。

時間標準化

工業革命以前，「時間」是一種模糊的概念，各城鎮根據太陽位置自行決定幾點，即便只是相隔幾公里的兩地，時間也不盡相同。那時候的晚餐飯局，從太陽落下算起的前後一小時上下到場都合理。時間管理雖然鬆散，但人們有因應之道：比如法國人的餐前酒傳統，既是開胃，也是一種優雅的等待。

但工業革命來了，世界突然變成一個巨大且轉動迅速的工廠，必須在時間上緊密連結才能協作，上下班要紀律打卡、郵政系統和城市行政要同步、更重要的是火車必須準點進出站。

1853 年，美國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火車正面相撞事故：「肯達爾山谷慘案」（The Great Train Wreck of 1853），這讓時間的「標準化」端上了檯面。那天兩班火車按各自的火車站時間表行駛，一班早了、一班晚了，兩列堅固的鋼鐵巨獸就這樣迎頭撞上，像紙板依樣扭曲變形，造成 14 人當場死亡、數十人重傷；這個事件讓媒體譁然爭相報導，因為肇事的元兇不是鐵路公司，也是不火車司機，而是大家的時間「不一樣」，這時人類才明白，如果沒有標準時間，整個世界會像火車一樣，撞毀在協作的不確定因子上。

從此，鐵路公司之間開始談統一時間系統，鐵路業者也開始要求司機配備經官方校準的懷錶，誤差不得超過30秒，「鐵路懷錶」也因此誕生，此時的懷錶，才開始從「富人的玩具」變成「人人擁有」的必要工具。

戰爭催生的腕錶

1914年，有很多品牌出了黑色盤面加上夜光功能的軍錶，以便打仗時能清楚對時，但在生死一線的壕溝裡，在槍林彈雨中多一秒的遲疑就可能送命，士兵們不會有時間從容地從馬甲裡掏出懷錶；於是他們用皮革、繩子把懷錶粗糙地綁在手腕上，抬起手腕就可以看時間，或者進一步在懷錶上焊接錶耳，方便串上綁帶，這時鐘錶商生產專門為軍人設計、可綁在手腕上的懷錶殼，甚至開始製作軍用腕錶。

儘管戰爭催生了腕錶，但在當年的紳士圈中，把時間綁在手腕上，彷彿自己是工人或軍人，需要隨時接受命令與管理，且看起來太軍事功能導向，沒有「正裝」感，所以男士仍然習慣在正裝中佩戴懷錶出席晚宴等較正式的場合。加上腕錶的機芯較小，走時較不準確，而且放在手腕上相當於把整隻錶都暴露在外頭，錶容易受到灰塵或汗漬的影響，對講究精準與體面的上流階層而言，這樣的設計既不可靠、也不優雅。

雖然 Cartier 早在1904年和積家聯手為了飛行家 Snatos 製作過腕錶，但其造型對當時社會而言太粗獷過於前衛，價位還比百達翡麗等頂級三針懷錶貴上一倍，自然無法打入主流市場。直到 1920、30 年代時，一些高級品牌開始生產設計洗鍊的男士腕錶，腕錶的形象才漸漸從軍人或工程人員使用的「功能品」升為兼具美感和設計的「身份象徵」。

1917 年 Carter 推出了以坦克為靈感的Tank，設計出第一隻 Art deco 美學的腕錶；勞力士也推出了第一隻完全防水防塵的腕錶，走時也更加精準，解決了上手容易壞的擔心；百達翡麗 1932 年推出 Calatrava ，腕錶變得更輕薄貼手防震，且圓形的設計和當時懷錶的美學語言相呼應。

從一戰到二戰，懷錶和腕錶並行存在了近半個世紀，一直到50年代以後腕錶才真正變成主流計時器，後來的我們開始追求效率，時間變得無所不在，處處提醒我們現在幾點，逃也逃不掉。所以，比起塔鐘時期的我們，究竟是從時間的奴役中被解放，還是反過來更「祀奉」時間？（推薦閱讀：在台灣構築「國際級音樂節」｜與嚴俊傑聊聊他的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與對音樂的奇思妙想）

我收藏懷錶和機械錶，在充斥著電子數字的精準裡，允許自己留一點從容給自己，在那一瞬間，時間又重新回到懷裡被靜靜地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