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模仿與AI時代的媒體責任重構
在當代大規模槍擊事件及政治人物暗殺事件日益頻繁的背景下，西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的新聞學資深講師Glynn Greensmith[1]2026年四月才出版的《大規模槍擊、媒體與動機：改變報導如何拯救生命》（〝Mass Shootings, Media, and Motive: How changing coverage can save lives〞）[2] 一書，從一個關鍵且不安的命題切入：媒體不只是報導悲劇，也可能在無意中形塑其再發的條件。
[1] 作者 Glynn Greensmith 是西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的新聞學資深講師。他曾在澳洲公共廣播機構 ABC 任職18年。他曾獲得西澳媒體獎（WA Media Award），並榮獲多項教學與媒體參與相關獎項。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大規模槍擊案的媒體報導，並曾赴英國、挪威及法國進行研究之旅，考察當地在重大槍擊案後的報導實踐與原則。
[2] https://www.routledge.com/Mass-Shootings-Media-and-Motive-How-changing-coverage-can-save-lives/Greensmith/p/book/9781032874258 Greensmith, G. (2026). Mass Shootings, Media, and Motive. Routledge. 這本書探討大規模槍擊事件與媒體報導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1966年德克薩斯大學槍擊案後，電視新聞的興起催生了一種以兇手為中心的「報導腳本」，使此類犯罪從罕見事件迅速增加至每年約15起。犯罪學、心理學及法醫精神病學等領域早已指出媒體報導是激勵潛在犯罪者的關鍵因素，但新聞界的回應相對遲緩。書中以1996年僅相差46天發生的澳洲亞瑟港與蘇格蘭鄧布蘭兩起大規模槍擊案為核心案例，分析「模仿效應」與「傳染效應」的差異，並探討「amok」現象作為此類犯罪的歷史前例。（amok 是隨機大規模謀殺這種犯罪行為在歷史上唯一可追溯的先例。簡單來說，amok 指的是一個人突然陷入一種狂暴狀態，開始無差別地攻擊或殺害周圍的人。這個詞源自馬來語，歷史上在東南亞文化中有所記載。）統計數據顯示，大規模槍擊在近年不僅頻率上升，致死人數也持續增加，且施暴者絕大多數為中年白人男性。作者呼籲媒體改變報導方式，認為「改變報導，就能改變犯罪」，從而真正拯救生命。
這本書綜合近數十年的跨國研究與案例分析，系統性檢視媒體如何在過去近半世紀中，於不自覺間參與了「孤狼式大規模殺戮」的擴散；同時也清楚指出，媒體只要改變報導的心態和方式，同樣有能力從造成問題的一方，轉變為提出解方的一方。
法醫精神科醫師Paul Mullen 在本書的推薦文中指出，這不僅是一部論證嚴謹的媒體批判之作，更同時提供了一幅關於孤狼型加害者的深刻描寫，本身即堪稱一流的調查性書寫。 而對於親身承受悲劇的受害家屬而言，其意義更為迫切。本書的另一位推薦人Mick North，是Dunblane Primary School massacre[1] 受害者的父親，並著有《Dunblane: Never Forget》[2] 一書，直言這是所有新聞工作者「必讀之書」，因為它所傳遞的核心訊息極為明確且不容忽視：「改變敘事，就能改變犯罪」。 在新聞實務與公共責任日益交織的今日，這本書不僅是一項學術與專業的反思，更是一則帶有行動召喚的倫理宣言。
在新聞專業的傳統敘事中，媒體被定位為現實的記錄者與公共知識的中介者。然而，《大規模槍擊、媒體與動機：改變報導如何拯救生命》這本書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卻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個嚴肅的問題：當媒體報導本身可能影響下一起暴力事件的發生時，新聞工作者還能自稱只是「旁觀者」嗎？這不只是一個理論挑戰，更是一個制度性警訊。
新聞的隱性力量：從再現到再生產
過去數十年，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研究逐漸累積出一個不容忽視的結論，亦即媒體的報導與新聞事件發生之間，存在某種結構性關聯。
早在1974年，David P. Phillips 即透過對Werther effect 的實證研究[3]指出，媒體報導不只是再現自殺事件，而是在某些條件下參與其發生。 後續研究進一步證實，在重大暴力事件之後，短期內類似事件發生的機率會顯著上升。Towers 等人（2015）[4] 運用流行病模型分析美國大規模槍擊與校園槍擊事件，指出此類暴力行為具有「社會傳染」特徵：在事件發生後約兩週內，後續事件的發生機率顯著增加，顯示媒體曝光與社會關注可能在短期內強化模仿效應。
這些現象，通常被統稱為模仿效應（copycat effect）。但真正關鍵的問題不在於「人會模仿」，而在於媒體如何提供一個「可供模仿的敘事模板」。
Greensmith一書的貢獻，在於將這些零散研究整合為一個清楚命題：新聞不是中立地反映暴力，而是在某些條件下參與其再生產。
報導的設計：誰在書寫下一個事件？
如果進一步拆解媒體報導的操作，可以看到幾個媒體報導時的關鍵機制：
首先，是對加害者的高度可見性：姓名、影像、背景故事的反覆呈現，使其成為一種很容易「被記住的角色」。
其次，是敘事結構的戲劇化：媒體往往強調動機、轉折與心理歷程，使事件具有故事性與情感張力。
最後，是平台環境的放大效應：即時新聞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單一事件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一個結果，使暴力事件不只是發生，而是在媒體報導的過程中被「編碼」成一套可被複製的文化腳本。
從新聞自由到風險治理：倫理的轉向
當媒體可能成為風險生成的一環時，新聞自由的討論必然進入一個新的張力場域。近年來，美國出現的Don't Name Them 運動[5] ，即主張減少報導加害者姓名與影像，以降低模仿效應（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6）[6]。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7）[7]亦針對自殺報導提出具體指引，例如避免詳細描述方法、避免浪漫化敘事，這些原則同樣可延伸至暴力事件報導。
然而，這些規範經常被誤解為「限制新聞自由」。問題在於，我們仍習慣用二元對立理解新聞倫理：要麼完全自由，要麼接受限制。但Greensmith所指出的，是第三條路徑：把新聞倫理理解為一種「風險治理機制」：新聞工作者在報導時，不需要減少資訊，但需要重新設計資訊的呈現方式，並承認媒體本身具有社會影響力，且可能造成「模仿效應」。
這種觀點，與當前「責任媒體」（responsible media）與「公共利益新聞」的討論高度一致。
AI的介入放大既有問題
如果說傳統媒體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暴力事件的再生產，那麼生成式AI的出現，則可能進一步放大這一機制。簡單來看，AI帶來三個關鍵的轉變是：再現能力的極大化、內容生產的去中心化，和平台透過演算法將高情緒張力的內容列為優先散布的選擇。
再現能力的極大化指的是，AI可以生成擬真影像、重建場景，甚至模擬敘事，使暴力事件更具視覺與情感衝擊。內容生產的去中心化就是，新聞不再是專業機構的專利，任何人都可以快速生成並擴散內容。至於平台邏輯的強化，指的是演算法會優先推送高情緒張力的內容，而暴力事件正是典型案例。
這使得問題從「媒體倫理」升級為整個資訊生態的治理問題。在這樣的情境下，僅靠新聞室內部規範，已經不足以回應挑戰。
台灣的盲點是制度尚未跟上
相較於歐美，台灣對於「暴力報導與模仿效應」的制度性討論仍相對薄弱，相關的學術研究也比較少。而且在當前台灣的媒體實務中，仍可見過度重複播放的暴力影像、被過度詳細重建的犯案過程，以及強調加害者動機與背景的敘事邏輯。
這些做法，往往出於競爭壓力，缺乏倫理考量。但問題在於在AI與平台時代，這些傳統操作可能產生更大的外溢風險。這正是台灣媒體治理需要面對的當務之急，也就是在報導過程中，如何從「事後檢討」走向「事前設計與預防」。
新聞需要的是自我限制還是自我理解？
經過本文的分析與爬梳，我們可以看到《大規模槍擊、媒體與動機：改變報導如何拯救生命》一書可以給傳播工作者最重要的提醒，或許不在於要求媒體「少做什麼」，而在於要求媒體重新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在AI與平台加速的時代，這個問題只會更加尖銳。
因此，真正的關鍵不是限制新聞，而是讓新聞工作者更有能力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所可能帶來的後果，並透過適當的敘事方式負起責任。這不只是專業倫理的問題，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如何面對資訊權力的問題。
[1] Dunblane Primary School massacre 是發生於1996年3月13日、蘇格蘭鄧布蘭一所小學的重大校園槍擊事件，一名持槍男子闖入校內開火，造成16名學童與1名教師喪生，震驚英國社會；事件之後引發全國對槍枝管制的強烈討論，最終促成英國通過更嚴格的槍械法規，成為該國公共安全政策的重要轉折點。
[2] https://www.amazon.com/Dunblane-Never-Forget-Mick-North/dp/1840183004?utm
這本書由Mick North 撰寫，是一部從受害者家屬視角出發的回憶錄，記錄他在Dunblane Primary School massacre 之後的生命歷程與公共行動，也對事件與其後續影響提出深刻反思
[3] 1974年，David P. Phillips 在其經典研究中提出「Werther effect」，指出媒體對自殺事件的報導會引發模仿行為，特別是在報導曝光後的短期內，自殺率會出現顯著上升，從而揭示媒體再現與人類行為之間存在可觀察的連動關係。Phillips, D. P. (1974).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on suicide: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erther effec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340–354.
[4] Towers, S., Gomez-Lievano, A., Khan, M., Mubayi, A., & Castillo-Chavez, C. (2015).
Contagion in mass killings and school shootings. PLOS ONE, 10(7), e0117259.
[5] Don't Name Them 是美國倡議的一項媒體自律運動，主張在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時減少提及加害者姓名與影像，以降低模仿效應並避免強化其惡名與關注。
[6] https://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2016/08/media-contagion
這份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的2016年資料（新聞稿）重點是：明確指出「媒體傳染效應（media contagion）」存在；建議媒體與公眾：減少對加害者的關注、避免強化其「名聲／ notoriety」。這正是「Don't Name Them / No Notoriety」這類倡議的學術基礎。
[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MSD-MER-17.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