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復興」的語言迷霧：制度準備好了嗎？

當「核能復興」逐漸成為能源政策討論中的新顯學，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或許不是是否支持核能，而是制度是否已準備好承擔相應的成本與風險。

近日從行政部門到產業界，皆出現對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的高度期待。支持者認為，其具備更高安全性與彈性部署特性，能回應能源轉型與電網韌性的雙重挑戰。然而從國際經驗來看，技術發展與制度準備往往不是同步前行。

以美國為例，NuScale Power原被視為商轉進程最領先的SMR企業，其在美國愛達荷州的示範案，最終因成本攀升與電價壓力而取消。這提醒我們：技術承諾未必等於市場可行。當建設成本不確定、保險機制尚未成熟、核廢料最終處置仍未定案時，政策過早以「趨勢」取代制度評估，反而可能讓成本與風險無聲轉嫁。

再看日本經驗。自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東京電力公司在柏崎刈羽核電廠重啟過程中，即便完成形式審查，仍面臨地方自治體與司法程序的高度檢驗。核能治理並非單一技術審查，而是包含社會信任、責任與賠償能力的整體制度安排。

台灣若要重新討論核能定位，至少需先回答三個問題：

監管機關是否具備獨立性與專業能量，能抵禦政治與產業壓力？

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是否已取得社會授權？若發生重大事故，賠償責任與保險上限是否足以承擔？

能源政策本質上是一種跨世代契約。當我們在高峰用電與產業競爭壓力下談論核能，不能只看發電效率，更須計算治理成本。制度誠實若未完成，技術愈先進，風險外溢的規模可能愈大。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的能源選項，而是政府是否準備承擔最壞情境的責任測驗。若政策僅停留在「全面接受先進技術」的口號，而未同步完成制度盤點與風險揭露，那麼所謂的復興，恐怕只是語言上的復興。

真正成熟的能源討論，不在於壓抑爭議，而在於讓風險透明。當制度準備好之前，任何形式的「核能復興」，都應該謹慎慢行。

※作者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文化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