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把美中印日俄視為C5的邏輯和現實
近日在華府政策圈浮現的「Core 5（C5；核心五國）」構想，即由美國、中國、印度、日本與俄羅斯五國所組成的強權協調架構，若不是刻意釋放的試探氣球，至少反映出美國戰略圈內部，一種正在成形的世界觀轉變。
C5的構想並不以價值、制度或功能性治理為核心，而是直接回到最古老、也最直白的國際政治邏輯：由少數真正具備實力的強權，直接協調彼此關係，以降低衝突成本並管理競爭風險。C5的提出，不禁讓人想起電影《教父》中五大家族的權力分帳，而非戰後自由主義制度所強調的多邊治理。
從形式上看，C5 與聯合國安理會的 P5 類似，都是強權共治的安排；但兩者之間仍存在關鍵差異。P5 至今仍必須透過制度語言，以及戰後由美國霸權主導的多邊架構，來維持其正當性；而 C5 幾乎不再試圖進行制度包裝。凡是不在核心圈內的國家，無論是否為民主國家、是否長期承擔體系成本，在這樣的設計中都被視為非必要參與者。這種去制度、去道德化的權力分配方式，本身就高度契合川普式（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式的）的世界理解：國際政治不是共同治理，而是強者之間的直接交易。
若從更深層的結構角度來看，C5 與其說是一種新的國際秩序想像，不如說更像是一種對霸權過度延伸（hegemonic over-stretch）的理性回應。當一個主導性強權同時背負過多安全承諾、制度維持成本與跨區域衝突風險時，真正可行的選項往往不是再投入更多資源，而是縮小力量投射範圍、降低義務和承諾，並重新界定哪些風險值得承諾、哪些風險可以被管理或轉移。從這個意義上理解，C5 反映的不是霸權的自信擴張，而是一種帶有防禦性色彩的治理重新安排。
這種重新調整的邏輯，也清楚體現在 C5 的成員安排之中。從表面看，C5 將中國納入核心協調架構，似乎象徵對中國地位的承認；但從結構設計來看，這樣的承認並非無條件的讓渡，而是伴隨著高度刻意的制衡配置。日本、印度與俄羅斯，分別在東亞、南亞與歐亞大陸與中國存在長期且難以消解的地緣政治矛盾，使中國即便被納入共治框架，也難以在自身勢力範圍內形成完全不受牽制的主導地位。換言之，C5 在形式上承認中國的結構性地位，但在實質上，卻透過成員組合本身，將制衡內嵌於架構之中。
進一步說，C5 的外表雖然呈現為多邊強權共治，其內在結構卻仍然是二元的 G2。正如 Jennifer Lind 最近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The Multipolar Mirage〉一文中所指出的，當前國際體系並未真正進入多極，而是呈現高度集中的雙極格局。
中國在經濟規模與綜合實力上，已經超越冷戰高峰期的蘇聯，成為真正意義上跨過歷史大國門檻的競爭者；而美國，則仍是唯一能在全球層次與之長期對峙的行為者。與之相對，其他經常被視為「多極候選者」的國家，仍存在明顯的結構限制。德國與日本雖在經濟與科技上高度先進，但其軍事動員程度與安全角色，長期不足以支撐全球性權力投射；俄羅斯未能在與烏克蘭的區域戰爭中建立壓倒性優勢，反而暴露其國力天花板；印度的經濟潛力雖然可觀，但在軍事投入與整體能力上，仍未達到歷史意義上的大國結構標準。因此所謂多極，更像是一種政治預言，而非權力分布的現實描述。
在這樣的雙極結構下，C5 背後的邏輯就昭然若揭。一方面，它讓美國得以在勢力範圍層次上，維持自身的「門羅主義」，集中資源確保西半球與關鍵全球節點；另一方面，刻意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周邊，嵌入三個具有深層地緣政治矛盾的行為者（日本、俄羅斯和印度），使中國即便被納入治理框架，也必須在多重牽制下運作，而難以形成主導。C5 因而不是對中國霸權的單向承認，而是一種在承認結構現實之下，試圖在地緣政治上也牽制中國的治理設計。
C5背後的理路，是否反應中國取得了長期追求的「國際敘事勝利」，並非真正值得關注的焦點。關鍵不在於北京是否獲得象徵性的地位紅利，而在於華府是否已在心理與戰略上，開始接受一個權力重新分配的世界。若美國願意在某種安排中，將中國視為共同治理者而非主要競爭者，這至少意味著，美國內部某些戰略規劃者已經默認，中國在若干傳統權力指標（例如工業製造能力與能源生產能力）上，已經超越美國的現實。
這種美國中心的治理重構，帶來可能代價的最大承受者，恐怕不只是競爭對手，而是長期被視為美國戰後安全體系成員、並據此自我約束的傳統盟友。戰後80年來，某些地區在安全、經濟與政治選擇上高度配合美國體系，甚至在關鍵時刻被要求放棄原本可能存在的戰略選項，以換取體系內的安全承諾與制度保障；但在 C5 這樣的權力設計中，這些歷史投入並未轉化為入場券，反而可能成為被重新計算、甚至被邊緣化的背景條件。
更深一層而言，C5 所反映的是美國以往和盟友間建構的戰略承諾可信度，正被逐步侵蝕的現實。當戰略規劃愈來愈以成本效益、風險可控性與承諾密度作為核心衡量標準時，安全承諾便不再是原則問題，而是管理問題。在這樣的邏輯下，某些長期被視為高度敏感、不可觸碰的安全議題，可能被重新定義為強權之間可內部處理、可被重新定價的風險，而不再需要明確的制度紅線或公開保證。
當霸權們開始以交易取代規則，以強權協調取代多邊制度，以勢力範圍取代共同治理，未來可以預見，國際秩序的重心將從制度競合，轉向強權之間對世界的重新分割；而在這樣的世界裡，那些曾經因信任體系而自我約束、或是在地緣政治當中處於弱勢的行為者，恐怕將最早、也最深刻地承受治理收縮所帶來的結構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