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成長不再等於幸福，「Well-being」為什麼成為全球新指標？
近年來，台灣的人均GDP不斷創新高，我們可以經常看到各大新聞標題在說「成長」「超越」「排名上升」，彷彿只要經濟數字往上走，生活也自然會跟著變好。筆者認為沒那麼簡單，GDP可以描述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卻很難回答「我們過得好不好」。
談到這個問題，三人恆好（Synergood）創辦人暨執行長劉曉蓉（以下稱 Amber）分享，她長期參與國際影響力評估與永續討論，同時也是 Social Value 與 SROI 的國際認證資深執業師。
她提到，從去年開始參與一個國際 Well-being（幸福感衡量） 討論社群，各國都在分享幸福感衡量的研究與報告。幾次線上會議下來，她忽然意識到一件事：整個會議裡，她幾乎是唯一一個亞洲的臉孔。
這個經驗讓她印象深刻，因為在國際討論中，幸福感與福祉的衡量已經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知識社群，各國都在思考，當GDP不再足以描述生活品質時，還需要哪些指標來補充。
Amber 認為，GDP可以決定經濟，但GDP沒有辦法決定幸福。也正因為如此，近年聯合國正在推動「超越 GDP (Beyond GDP)」框架，計畫將福祉與 GDP 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幸福的衡量，台灣早就開始了
很多人以為 Well-being（幸福感衡量） 是近年的新概念，其實並不是，Amber 就說，OECD早在2011年就推出「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試圖從收入、健康、住房、教育、人際關係等多個面向理解生活品質；也就是說，幸福的衡量其實十多年前就開始了，只是長期停留在政府或研究機構層級，並沒有真正成為社會討論的主流。
台灣其實也跟上過這個趨勢，主計處在2012年就曾發布「國民幸福指數」，建立一套觀察生活品質的指標，雖然後來沒有持續公告，但這些基礎數據仍然具有意義，尤其對做ESG報告或影響力評估的人來說，基礎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因為沒有基準，就很難判斷社會是否真的出現改變。換句話說，台灣在影響力衡量這件事上，其實並不是從零開始。
Well-being不是一個指標，而是一種生活狀態
談到Well-being（幸福感衡量） 時，Amber 坦白表示，這個詞其實很難找到一個完全精準的中文翻譯，她查了許多不同機構的定義，發現沒有一個說法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如果一定要描述，大概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品質的整體感受。
它既包含客觀條件，例如收入、健康、住房或教育，也包含比較難量化的主觀感受，例如生活滿意度、人際關係或心理狀態。也因此，在不同情境裡，Well-being有時被翻譯為幸福感、有時是福祉，也有人說是身心健康或生活品質，這些說法各自抓住了一部分，但沒有一個詞能完全涵蓋它的全部。
在OECD的框架中，Well-being通常會被拆解成多個面向，例如生活條件、健康、社會關係、工作與生活平衡等，這些不同面向加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社會的整體福祉。
為什麼幸福感要被量化？幸福還有處方？
聽到「幸福感衡量」，很多人會直覺覺得很抽象，但在 Amber 看來，事情其實非常務實。她說，真正要談福祉的衡量，其實是為了決策。
例如一家公司如果推動公益活動多年，接下來要不要繼續投入？如果組織希望提升員工凝聚力，可能同時有很多活動選項，包含志工服務、教育課程、社區參與等，但哪一個效果最好？
政府或 NGO 在制定政策時也會面臨同樣問題，不同方案可能都很有理想，但資源有限，必須做選擇。這時候，幸福感衡量就變成一種工具。透過影響力評估，可以把原本很主觀的感受轉換成較為具體的數據，讓決策更有依據。
國際上最常被提到的一個例子，是英國的「社會處方」（Social Prescribing）。在某些社區健康中心裡，醫生開的處方不一定是藥物，而是叫病人去上課，這可能是園藝課、藝術課，也可能是社區活動，簡單說，就是鼓勵人們透過社會參與改善心理健康。
聽起來像是很理想的做法，但之所以能被醫療體系接受，背後其實有一整套影響力評估的研究支持，研究顯示，這些活動能改善孤獨感與心理壓力，甚至帶來可量化的健康效益，也正因如此，許多看似理想化的做法，才有機會真正進入政策或制度之中。
在影響力評估的世界裡，近年有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就是大家開始更重視「成果」，而不是「產出」。
如果一個專案說自己辦了多少活動、吸引多少人參加，那只是產出，但真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是否帶來改變，例如改善心理健康、增加社區連結或提升生活滿意度，換句話說，問題不再只是「做了什麼」，而是「改變了什麼」，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影響力投資和 ESG 評估越來越重視 outcome，而不是只看活動數量。
幸福感衡量，最後回到組織如何長久經營
談到這裡，Amber 其實也笑說，很多時候會對這些方法學感到興奮的，大概只有做影響力評估的執業師，但對企業或組織來說，更實際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未來到底要怎麼做決策。
她認為，幸福感的衡量本身不是目的，決策也只是過程，真正重要的是，一個組織如何在企業發展、社會影響與商業利益之間找到可以長期運作的方式。當這些衡量數據建立起來之後，企業可能用它來說服影響力投資人，也可能用在申請政府補助，或者在某個公共議題上建立自己的觀點與影響力，甚至轉化成品牌的信任度與市場溢價。
但前提是，這些評估方法必須具有國際可對照的基礎，像 SROI 這類第三方認證的方法學，往往更容易在跨國合作或投資討論中取得信任，如果把視角拉得更長，這件事其實與永續發展的核心概念是同一件事。
OECD 對永續經營的理解，本質上延續了聯合國在 1987 年的定義：提升當代的福祉，同時不消耗未來世代的福祉存量。也就是說，在追求今天的幸福感時，也要思考自己是否過度使用未來的資源。
當組織開始用這樣的方式看待「福祉」與「價值」，幸福感衡量就不再只是統計或報告，而會變成一種幫助決策的工具，企業能更清楚知道哪些投入真正帶來改變，哪些行動值得繼續，哪些方向需要調整。
這幾年，Amber 所帶領的團隊，也正是把這樣的評估方法帶進企業與公益專案裡，協助不同組織把原本抽象的「社會影響」，轉化成可以分析與討論的數據；對 Amber 來說，幸福感衡量真正的意義，不是多一個指標，而是讓組織在追求成長時，同時看見自己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找到能夠長久走下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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