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從張又俠案看中共「運動式清洗」的極權本質
張又俠與劉振立的同步落馬，表面看來不過是又一起高層人事風暴，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其背後揭示出的統治邏輯。官方雖仍例行性地提及貪腐問題，卻刻意將重心移轉，反覆強調一句高度政治化的定性——「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指控，而更像是一道政治宣判；它不是在回答「做錯了什麼」，而是在裁決「站在誰的對立面」。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語境中，「軍委主席負責制」從來就不只是軍事管理或指揮效率的問題。尤其自2016年中共六中全會確立「定於一尊」之後，這一制度被進一步神聖化，成為個人權力與政治忠誠的高度凝縮符號。在這樣的架構下，對制度的質疑不再被視為專業分歧，而是被直接轉譯為政治動搖；偏離命令不再只是失職，而被上升為對「核心」不忠。於是，「破壞制度」四個字，實際上等同於「背叛」的代名詞。
兩人的結局在官方首次定調用語就決定
這種語言，本身就是審判。它不需要法庭，不需要程序，更不需要實證。它的功能不是釐清事實，而是劃清界線。金流與帳冊，不過是修辭性的包裝；真正的主題從一開始就寫得很清楚——政治效忠與權力整肅。對張又俠與劉振立而言，他們的結局，並不是在調查完成後才被決定，而是在官方首次定調用語出現的那一刻，就已經塵埃落定。
這樣的處理方式，在中共歷史中並不陌生。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的死亡真相至今仍充滿疑點，但政治定性卻早已牢不可破——「叛徒」、「野心家」、「陰謀家」。證據可以模糊，結論卻必須明確。此後，無論是文革結束後的江青與「四人幫」，還是1989年後被全面政治封存的趙紫陽，抑或2012年前後在權力競逐中被清洗的薄熙來，個別背景雖然不同，處理邏輯卻驚人一致：不是依法裁決，而是政治運動；不是制度問責，而是政治定性。
政治運動與依法治理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在於順序的徹底顛倒。法律試圖先釐清事實，再判斷責任；運動則先劃分敵我，再補齊敘事。在這種邏輯之下，個案的真實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為「示警樣本」；證據只是配角，震懾才是主角。歷史反覆證明，這樣的治理方式不但無法解決體制問題，反而會不斷製造新的不安與恐懼。
依法治理背後的真實是政治運動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在事後往往也會承認政治運動「有所過頭」，卻從未真正停止這種治理慣性。原因並不複雜，因為「過頭」本身並非失誤，而是被默認的必要條件。只有下手夠重，才能產生服從；只有摧毀足夠明顯的對象，才能維持整體噤聲。在這樣的結構中，體制內部自然演化出一場無止盡的忠誠競賽：誰表態更快，誰切割更狠，誰就越安全。
這套機制最終侵蝕的，是體制本身的修正能力。當「穩定」全面壓倒治理，當「忠誠」凌駕專業，國家運作便陷入僵化。沒有人敢回報壞消息，沒有人願承擔責任，整個系統只剩下向上輸送的讚歌。而在高度集權之下，真正承擔全部風險的，反而是權力的最頂端——一旦頂層判斷失誤，整個體制將無從卸責。
張又俠案之所以值得深思，不只是因為他的軍中地位與資歷，更在於這起事件所釋放出的制度訊號：中共內部治理正在全面政治化，模糊地帶不再被容忍，制度協商不再被允許，一切不確定性都被直接轉化為「政治敵意」加以清除。
張又俠後還會有無數個「張又俠」出現
這樣的體制看似更加集中，實則愈發封閉。當軍事、政務、人事與輿論全部圍繞「忠誠」重新排序，制度的專業性與彈性便被持續壓縮。這不是治理能力的提升，而是治理空間的收縮；不是風險降低，而是風險積累。
歷史已無數次證明，當政治問題被包裝成運動來處理，法治必然退場，改革無從啟動，制度終將失靈。而最殘酷的現實是，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張又俠不會是最後一個，被選為「典型」的人，只會一再出現。(編輯：陳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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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