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非核家園：昨是今非
自1980年代起，隨著經濟發展與環保意識抬頭，國人開始關注工業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以及核能發電潛在的風險。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災震驚全球，核能安全問題成為國際焦點。台灣幅員不大，卻擁有三座大型核電廠，社會對核能安全的疑慮也逐步升高。加上台灣地處地震帶，又經常遭受颱風侵襲，政府興建三座大型核電廠是否妥當，開始受到社會嚴格檢驗。也因此，核四（龍門電廠）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輪流執政期間歷經停建、復建、再停建的反覆波折，最終於2014年國民黨執政時宣布封存。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更進一步強化國人對核能風險的疑懼，尤其台灣同樣位於地震帶，使「核安」成為台灣社會至高的公共安全議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非核家園」逐漸從理念轉化為社會共識，民進黨也因此將其列為重要執政目標，並在2016年再度執政後，訂下核一、核二、核三於2025年完全除役後實現非核家園。
從核安疑慮到減碳壓力：台灣能源政策的時空轉移
然而，近年來全球能源趨勢已出現明顯變化。隨著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問題日益嚴重，各國紛紛提出淨零碳排承諾，並全力發展再生能源，以期達成減碳目標。但是再生能源的發展受限於自然環境，其間歇性發電特性若管理不當，會對電網穩定造成嚴重衝擊。再加上人工智慧（AI）與雲端運算快速發展，資料中心的用電需求快速成長，且依賴穩定、不間斷的基載電力。於是，能源政策的核心，逐漸從過去的「安全」與「反核」，轉向今日的「減碳」與「穩定供電」。
在這股新趨勢下，核電因具備「低碳、穩定、高能量密度」等特性，再度被許多國家視為重要選項。包括美國在內，一些原本對核電持保留甚至淘汰立場的國家，近年來開始推動既有核電廠延役及重啟已除役的核電廠，甚至規劃興建新型大型核電廠，並積極發展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與核融合等新核能技術。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受限、又高度依賴進口石化能源的島國台灣而言，面對淨零碳排、出口產品碳關稅壓力，以及維持穩定供電與經濟發展的多重需求，具備低碳且能穩定供電的核能，自然再度成為台灣能源考慮的選項。
綠能與天然氣的瓶頸：AI時代下的基載電力缺口
為了降低空氣污染、減少碳排並實現非核家園目標，台灣過去幾年大力發展再生能源與天然氣發電。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太陽能與風電等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確實快速成長，但實際發電占比仍受限於天候條件、土地取得困難及地方反對聲浪，整體發展速度不如預期。另一方面，被視為「過渡能源」的天然氣發電，雖然能在減少空污、降低碳排與穩定供電之間取得一定平衡，但若比例過高，無助於長期深度減碳。
更何況，新的天然氣接收站與燃氣電廠開發，近年來也屢遭抗爭，不是工期延宕，例如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就是開發案胎死腹中，例如九崴等民營電廠。再者，台灣天然氣高度仰賴進口，儲存天數有限，一旦天然氣發電占比過高，嚴重提高能源安全的風險。近期中東地緣政治衝突升高，也使全球天然氣供應與價格劇烈波動，進一步凸顯台灣天然氣發電的脆弱性。
看似「昨是今非」，其實正是負責任的治理表現
在再生能源尚未完全到位、天然氣供應又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台灣急需低碳及穩定供電的發電方式，而保留核能發電則契合台灣的需求。面對國際能源趨勢轉變，以及台灣減碳、供電穩定與能源安全的多重壓力，重新檢視並調整「非核家園」政策，是務實之舉。
因高科技的快速發展，現代的社會瞬息萬變，國家政策也必須隨著時代與環境變化而與時俱進。過去的「非核家園」政策，反映的是當時社會對核安風險的集體焦慮與價值選擇；而今天重新討論核能政策，則是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能源安全與AI產業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
若政府能根據新的國際趨勢與科學證據，適時調整政策方向，即使看似「昨是今非」，其實正是負責任的治理表現。真正值得肯定的，不是僵化地堅守既有立場，而是在變局之中，做出對國家最有利的選擇。對於這類政策調整，社會也應以理性與建設性的態度看待，而非陷入「不做批評、做了也譏諷」的情緒對立。唯有在開放、務實的公共討論中，台灣才能在能源轉型的關鍵十字路口，找到最符合自身利益與長遠發展需要的能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