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用ChatGPT砍補助的AI治理災難
根據2026年3月間一樁聯邦訴訟的庭審證詞，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曾經在不到一個月內，以關鍵字搜尋加上ChatGPT篩選的方式，裁減國家人文基金會的1,400件補助案，涉及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
ChatGPT成為補助審查者
帶領這場「審查行動」的，是DOGE成員賈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一位出身私募基金業、毫無任何政府工作或補助審查經驗的人。他在錄影證詞中供述了如何使用ChatGPT執行所謂「前置篩選」：固定的提示語幾乎一成不變，先將補助案內容貼入，再問「以下內容是否與DEI有任何關聯？」，並要求回覆必須少於120字元，以「是」或「否」起頭。
這道提示語，就是決定一千多份人文補助案生死的「判決書」。然而，當被問及DEI（多元、公平與共融）的具體內涵時，福克斯竟坦言自己對川普反DEI行政命令的細節「想不起來」。他的同僚、IP授權平台Brainbase共同創辦人納森．卡瓦諾（Nathan Cavanaugh），被追問「你讀過哪些書讓你有能力做這些判斷」時，更直接回答：「沒有書」，只說自己「已掌握充分資訊」，憑直覺便能辨認哪些是「顯而易見的DEI補助案」。
這段證詞讀來不像政府官員的自我辯護，更像是某種後現代黑色喜劇的台詞。
大屠殺研究，被判定「天生歧視」
庭審紀錄中，「判斷」的荒誕程度令人咋舌。一部記錄黑人民權運動的紀錄片補助案，被以「聚焦單一種族」為由被砍掉補助，並被稱為「不是為了人類福祉」的計畫。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項探討猶太女性在大屠殺（Holocaust）中被作為奴工的研究計畫，被認定屬於DEI補助，理由是它是「以性別為基礎的故事」；福克斯甚至稱這種聚焦特定群體的研究「天生就是歧視的」，因為「它專注於DEI原則之一，就是性別」。
任何受過基本人文訓練的人都會意識到，這已不僅僅是無知，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認知顛倒：把歷史受害者的研究歸類為對加害者的「歧視」，把還原歷史真相的學術計畫打成政治工程。而這種顛倒，居然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正式決策流程中運作，並以AI工具做出決策。
三十個關鍵字的真心話
福克斯不小心透露，他建立了一份刪減經費的補助案清單，方法是以三十多個關鍵字在資料庫中搜索，這些關鍵字包括「性取向少數與性別認同少數族群（LGBTQ）」、「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BIPOC）」、「性別（gender）」、「平等（equality）」、「移民（immigration）」…等。這位政府官員在庭審過程說溜了嘴，卻說出了整場審查行動與審查標準背後的真正邏輯：帶有強烈性別與族群偏見的提示詞（prompt）決定命運，AI決定對錯，人文知識的複雜性在120字元的格式限制下蒸發殆盡。
AI成了政治偏見的外衣
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個別決策者的無能，而是整套機制設計所透露的AI治理危機。ChatGPT在這個流程中扮演的是一件「去技能化的外衣」，它讓沒有專業背景的人得以用技術語言包裝主觀偏見，讓政治決策披上演算法的中立外觀，同時模糊了責任歸屬。當結果有爭議，可以說「這是AI的判斷」；當被問及標準，可以說「是按照行政命令的精神」。
從AI治理的角度審視，此案凸顯了幾個迫切的制度缺口。針對高風險決策（high-stakes decision-making）的AI使用，目前缺乏強制性的透明度要求，提示詞設計、模型選擇、人工覆核機制，全都可以任意為之。AI輸出的問責與護欄極度模糊，可能包括模型的問題、提示詞的問題，或是使用者本身的問題？在DOGE這個案例裡，這三者都有問題，但三者都沒有承擔任何責任。美國至今尚無法律明確規定政府機構使用AI輔助決策時的最低程序標準，這使得類似行為在法律上仍處於灰色地帶。
以效率為名的文化壓迫
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與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共同提起訴訟，將DOGE的行動視為「由不具資格的非專業代理人進行的隨機且違法行動」，指其破壞三權分立，也剝奪了公眾接觸公共研究與節目的基本權利。
諷刺的是，根據目前已公開的資料，DOGE在2025年整年於聯邦各機關共做出約29,000項經費刪減決定，重創人文、藝術與對外援助等領域，但聯邦政府總支出卻不減反增。因此，所謂的「效率」從未實現，「縮減赤字」不過是口號。真正發生的，是一場借助AI工具加速推進的意識形態清洗與文化壓迫。
制度的漏洞，往往不是在設計之初被看見，而是在災難發生之後才被追。DOGE的前車之鑑清楚說明了一件事：當AI被當成政治工具的偽裝，傷害的不只是政府對於人文藝術與學術研究的補助案，而是整個公共知識的生態與民主問責的根基。這個教訓，值得台灣在類似的政策災難到來之前，認真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