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談「北京學」復興：當習近平讓中共更黑箱，西方解讀張又俠落馬只能「看圖說故事」

在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時代，北京的高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窺探。1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遭到清洗，由於事前毫無預警，外界僅能從缺席會議、肢體語言等蛛絲馬跡中苦苦尋找端倪。

這讓人們想起了冷戰時期的「北京學」（Pekingology）——一門因為西方在二戰後無法進入中國，只能透過解讀官媒照片站位、措辭變化來推敲權力鬥爭的古老技藝（這也是華府智庫CSIS的一檔Podcast）。《經濟學人》最新一篇中國專欄「茶館」（Chaguane）指出，隨著中共體制回歸黑箱作業，西方分析師也被迫重拾這些「看圖說故事」的舊工具。

然而，過度解讀往往伴隨著誤判的風險：張又俠落馬真的是因為不敢打台灣嗎？胡錦濤當年到底是「被強制架離」還是身體不適？在資訊迷霧中，我們該如何破解習近平釋出的整肅訊號？

消失的將軍與背對的鏡頭

1971 年，知名中國問題研究學者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曾寫道：「一張照片可能就是大事發生的早期信號，需要進一步研究。」那是冷戰與「北京學」（Pekingology）的巔峰時期，西方觀察家必須拿著放大鏡，從中共官媒的字裡行間與影像細節中，拼湊出幕後的權力鬥爭。半個世紀過去，這門古老的技藝再次受到重視。《經濟學人》稱，隨著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治日益不透明，外界分析師被迫重拾這些舊工具，試圖解讀北京權力核心的風吹草動。

2026 年 1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遭到清洗，預示著「北京學」的回歸：早在國防部正式宣布調查前四天，外界就從兩人缺席一場重要黨內會議的電視報導中嗅到了不尋常的氣息。甚至有分析師回溯到近一年前，指出張又俠曾在一次演講結束後背對習近平，這個細微的肢體語言或許早已暗示了兩人關係的裂痕。

除了影像，文字也是線索。在軍報列出的「七宗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控兩人「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觀察家普遍解讀，這意味著這兩位高級將領試圖挑戰或削弱習近平對解放軍（PLA）的絕對控制權。

黑箱政治逼出「猜謎遊戲」

這種「看圖說故事」的復興，反映了中共體制的封閉化。在 19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時期，分析師、商界人士與外交官還能接觸到各路權力掮客，透過派系間的訊息交叉比對，來拼湊政策全貌。那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還保有 5 至 9 人的集體領導色彩。

然而，習近平打破了這一切。如今只有他一個人說了算，而他守口如瓶。

那該怎麼了解中國政治呢？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1月26日就刊出了對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的最新分析，指出習近平過去一年在頭版報導出現的頻率明顯下降，卻仍保持壓倒性優勢（見報頻率與中共第二號人物國務院總理李強相比，也有其三倍以上）。這意味著習近平仍徹底掌控敘事主導權，報導次數減少可能只是反應習近平的出訪次數下降，維持以他為核心的頭版新聞也代表中共內部並未出現權力挑戰者。

但這套「北京學」方法可靠嗎？除了CMP也承認「唯有時間能證明這些數字背後的實力消長」，《經濟學人》更警告，在線索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分析師很容易陷入「過度解讀」的陷阱。

以華府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唐志學（K. Tristan Tang）的分析，唐志學援引官員談論「軍事鬥爭」的措辭、官媒報導，指出「張又俠落馬，是因為未能達成習近平『最快明年攻台』的備戰要求」。這聽起來有理，但若清洗真是為了台灣問題，那為何習近平去年要拋棄表現優異、負責環台軍演的何衛東？

《經濟學人》認為，這就是「北京學」的另一個問題：幾乎不可能驗證誰說對了什麼。關於中國權力政治的理論比比皆是，加上社群媒體的傳播、世界各地新興的中國僑民社群（其中一些人沉迷於政變幻想，也就是網路常被提起的「海外反賊」），這些理論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如果幾年後能夠評估誰是正確的，那至少可以為未來的可靠性提供一個指標。可惜，中國政治黑箱已久，習近平時代的檔案可能要幾十年後才會解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

此外，視覺線索可能是最難解讀的。就像 2022 年二十大閉幕式上前領導人胡錦濤被「架離」會場的一幕，至今仍眾說紛紜。有人堅信這是高層決裂的鐵證，但考慮到胡錦濤當時困惑的神情，說不定官方宣稱的「身體不適」才是真相。

在迷霧中尋找方向

史丹佛大學教授吳國光以親身經歷告誡，表面的線索往往具有欺騙性。他 1980 年代短暫在政府任職，當時他的政治上司曾收到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一幅書法作品，吳國光以為這代表他的上司與陳雲兩人關係匪淺，多年後才發現自己錯得離譜。從此以後，吳國光把這段經歷視為「過度解讀表面資訊很危險」的警世故事。

不過，吳國光也強調不可因此放棄解讀，斷定一切「皆不可知」也是相當危險的。關鍵在於關注措辭的變化：例如此次對張又俠、劉振立兩人的指控涉及「違法」，而非早期軍事清洗常見的「違紀」。吳國光認為，這暗示習近平視此次事件的嚴重性遠超以往。

智庫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研究員牛犇（Neil Thomas）則認為，語言分析仍是判斷活動與意圖的重要工具，但必須非常謹慎、保持知識謙卑。他認為分析師可以辨別習近平的政策優先事項，但很難判斷決策是如何或為何做出的。

就像馬若德 1971 年所言：「照片分析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徑，而是解剖中國政治的眾多工具之一，但它相當遲鈍，引發的問題往往比答案還多」。隨著「北京學」在中國分析家中重新流行，這是一個值得牢記的有益框架。(推薦閱讀)當中國成為「瓶子裡的第三隻蠍子」！核武管制條約今失效，《經濟學人》示警：毀滅性誤判嚴重威脅世界和平

在習近平打造的黑箱政治中，「北京學」不會提供明確的答案，但它確實可以協助提出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