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攻中為何有人冒死挺身而出？ 從澳洲槍擊看英雄想什麼、有何特質
澳洲雪梨邦迪海灘14日發生恐怖攻擊，印度裔父子檔兩人持槍攻擊參加猶太教光明節活動的民眾，15人死亡、數十人受傷。一對夫婦及兩名男子先後嘗試制止兇手，其中3人喪命。專家指出，這種行為相當危險；不過有些人確實具備某些特質，或受過訓練，讓他們在面對危險時英勇挺身而出。
澳洲邦迪海灘案 4名勇者挺身而出、3人喪命
印度裔的沙吉德阿克拉姆（Sajid Akram）和兒子納維德（Naveed Akram）在邦迪海灘持槍下車準備行凶時，69歲的鮑里斯古曼（Boris Gurman）衝向沙吉德，一度成功奪下槍枝，妻子索菲亞（Sofia Gurman）也立刻趕上；但沙吉德隨即從車內取出另一把槍，近距離槍殺古曼夫婦，兩人是這起恐攻最早的犧牲者之一。
43歲男子阿美德（Ahmed Al Ahmed）從沙吉德背後接近，在沙吉德打完一輪子彈的空隙奪槍，但之後被在一段距離外、一座橋上的納維德開槍擊中左臂重傷，送醫後撿回一命。
62歲男子莫里森（Reuven Morrison）在沙吉德被阿美德奪槍時，朝他投擲磚塊，但同樣被納維德開槍殺害。
學者：英雄行為其實不常見、也很危險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這些記錄4人挺身而出瞬間的影片已傳遍全球，可能讓人誤以為這類英雄行為相當常見。
但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政治學者、著有《解開英雄主義》（Untangling Heroism）一書的柯恩（Ari Kohen）指出，這樣的印象其實並不正確。
他表示，通常在他人陷入危險時，附近的人多半會成為旁觀者，「大多數人不會這麼做，這很冒險，也很危險。」
不過，從旁觀者轉變為英雄、朝危險奔去的人，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特質，或者身處某種迫使他們挺身而出的狀況。甚至有可能透過培訓，使人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英雄常這麼說「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
邦迪海灘恐攻案中，很少有倖存者或罹難者家屬詳細說明是什麼促使他們挺身而出，但那些發聲的人重複的話語，與那些因挺身而出而置身險境的人的話語頗為相似。
「英雄想像計畫」（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執行董事蘭登（Matt Langdon）表示：「這和我們從世界各地的英雄那裡聽到的回答如出一轍，『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或者任何人都會做的事』，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的，但幾乎每一名英雄行動者都會這麼說。」
該計畫旨在透過對英雄主義的研究和培訓，「顛覆被動的思維模式」。
蘭登指出：「他們是被迫這麼做的。當下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著名案例：1964年紐約命案與翻案文章
深植人心、用來解釋為何人們不會挺身幫助他人的案例，是1964年一起惡名昭彰的命案。28歲的珍諾維斯（Kitty Genovese）在紐約住處外遭刺殺身亡。當時普遍認為，有數十人本可出手相助，卻沒有行動。
據報導，目擊者的冷漠態度使這起事件引起更多關注，並引發改革，促成911報案系統和鄰里守望計畫的建立。
珍諾維斯案也成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理論的起點。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當現場人數愈多，每個人愈容易降低自身行動責任，因為他們都假設會有其他人出手。
不過，許多案件細節後來被推翻。研究顯示，珍諾維斯實際上遭刺2次，第一次行兇後，有人從窗戶大聲呼喊，一度嚇退歹徒，鄰居也報了警。而且事件發生在深夜，部分目擊者表示不確定自己看到的是什麼，未必清楚她正身處危險。
旁觀者效應本身並未被完全否定，但專家認為情況更加微妙：大群體的反應速度可能會慢一些，但有些人能夠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挺身而出，即使這違背他們的本能。
用腦科學解釋挺身而出英雄的行為
加州理工學院哲學教授夸茲（Steven Quartz）利用神經科學來解釋大腦的價值體系，他指出，英雄之所以罕見，部分原因在於行動需要大腦中多重因素同時到位。
歸根究柢，人類對自我保護（self-preservation）有著壓倒性的渴望。夸茲說，面對「致命混亂」時，尤其當情況看似失控時，人們通常會出現僵住或逃離的預設反應。
他解釋，若有人要嘗試拯救溺水兒童，或掉落地鐵軌道上的人，大腦必須具備幾個關鍵要素，才能克服對危險的典型反應：
一、意識到事件正在發生，並對受影響者產生同理心，即「高度以他人為中心的顯著性」（同情加認同）。
二、他們感覺自己所做的事情會有所幫助，夸茲稱之為「行動可能會成功的瞬間感覺」。
三、迅速下定決心，將大腦從「僵住或逃離」的預設迴避模式，轉為行動。
一旦具備這些條件，人們就能迅速從自我保護轉向行動。
專家：關鍵在於同理心
夸茲指出，回應這些複雜情境線索，並不需要從事「英雄型」職業，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同理心。他估計，約10%的人天生具有較高的同理反應，能促發勇敢行動，但他不認為這是成為英雄的必要條件。
夸茲說：「我們知道人們在預設狀態下感受到的同理心程度差異很大，但也知道這會隨著我們對他人的認同程度而改變。」
通常，同理心較強的人會保護與自己關係密切者，例如朋友、家人，甚至是他們能產生認同的人。夸茲說，這種認同有時只是同為某支足球隊的球迷。
表面上看來，邦迪海灘案的這些人似乎沒有太多共通點。蘭登說：「新聞裡聽到的澳洲口音其實不多。」
古曼夫婦是烏克蘭移民，阿美德是敘利亞穆斯林移民，莫里森是逃離蘇聯的猶太人。但邦迪海灘向來以不同社群能安全共聚的場所聞名。
蘭登表示：「這點可能也影響了事件的發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原本正享受美好時光。」
歷史也有跡可循
柯恩也舉出其他歷史案例，說明人們如何為不同背景者冒險。舉例來說，儘管大多數人未在大屠殺期間保護猶太人，但法國一整個村莊勒尚邦蘇利尼翁（Le Chambon-Sur-Lignon）曾齊心救助數以千計的猶太難民，居民在住家藏匿他們，提供偽造證件，並引導猶太人逃往中立的瑞士。
柯恩指出，這座村莊主要是基督徒，但他們之所以能產生同理，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是曾遭天主教當局迫害數百年的胡格諾派（Huguenot）。
他說：「他們有過宗教迫害的親身經驗，所以當第一批猶太難民敲響教堂大門時，立刻產生個人的認同。村莊的人對受苦者的同理心更為廣泛，因為他們對那些遭受特殊苦難的人感同身受。」
如何培養同理心？
蘭登表示，一些挺身對抗槍手的邦迪案旁觀者也提到，他們對眼前所見感到憤怒。其他災難中對英雄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
蘭登說：「當我們看到某件事與自身世界觀產生強烈衝突時，就會被驅使採取行動。我認為在邦迪海灘看到那樣的長槍，完全超出這個國家可接受的範圍，所以他們立刻採取行動。」
柯恩認為，社群媒體對英雄的關注或許與實際英雄人數不成比例，但看到這些故事可能會催生更多英雄。他說：「救援雖然危險，但一般人也能做到，這樣的觀念正開始進入大眾意識。」
研究顯示，擁有英雄榜樣或範例，是促使人們採取英雄行動的重要基石。知道他人會挺身而出，能促使人們思考，自己在相同情境下會怎麼做。即使是觀看講述普通英雄或虛構英雄（例如《星際大戰》中的角色）的電影或閱讀相關書籍，也可能產生影響。
柯恩說：「跨越文化差異培養同理心當然困難得多，但有很多低成本的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包括閱讀文學作品；透過這些作品，你可以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這是培養同理心的好方法。」
如何做好應對危險的準備？學習CPR、AED也很有幫助
英雄行為也可能源自準備。阿美德曾是敘利亞警察，但柯恩表示，人們不必進警校也能為英雄行動做好準備。
他說：「有些事情可以立刻教會人們，例如學習心肺復甦術（CPR）、接受使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的訓練、參加止血訓練。當人們具備這些工具時，顯然更有可能在需要時成為施援者。」
柯恩希望，邦迪海灘事件帶來的最大啟示之一，是平凡人做出非凡之舉的日常英雄主義，其實人人都有可能做到。
他說：「這些人跟我們一樣。有時候，人們只是身處可怕的情境，然後採取行動。這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