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下令裁撤教育部，給臺灣什麼啟示？
又一個最新的爆炸消息：美國總統川普於 2025 年 3 月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廢除聯邦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程序。
此舉立即引起華盛頓政界與全美教育界的強烈關注：對多數保守派支持者而言，這是一項針對聯邦權力過度擴張的「糾偏行動」；但對多數民主黨與教育改革倡議團體而言，此舉不啻為削弱美國在保障教育平等與資源分配的制度根基。
表面上看來，這是又一場由川普挑起的「意識形態之爭」（如反對聯邦層級的「覺醒教育」），實則更涉及美國聯邦體制設計的根本性論辯。當這場爭議不斷升溫之際，也正值臺灣《財劃法》修法爭議，同樣涉及中央與地方財政權限的歸屬問題 ──兩地政策走向雖出於不同背景，卻在公共行政理論上顯示出類同的結構性張力。
以下，筆者將嘗試以正反並陳的方式，分析川普「解散聯邦教育部、權限回歸各州」的緣由與影響，並於文末對照臺灣「中央與地方之爭」的現況：
45 年歷史的美國（聯邦）教育部，都在做些什麼？
可能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在美國即將立國滿 250 年的歷史中，聯邦層級的「教育部」其實至今僅存在了約 45 年：1979 年，時任美國總統（民主黨籍）的卡特推動國會立法通過《教育部組織法案》，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包含國民義務教育的規範、制度與相關預算，都由美國各州與地方（學區）全權負責管理。
而在美國（聯邦）教育部成立的隔年，馬上就面臨挑戰：共和黨籍的雷根在該年美國大選時多次表態，批評教育部的設置違反地方自治原則、應該予以廢除。他於 1981 年接替卡特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後，更馬上推動廢除《教育部組織法》、裁撤教育部，但最終未能成功，僅刪除了部分聯邦教育預算。
美國前總統雷根上任時，馬上推動廢除教育部體制，卻僅刪除部分聯邦教育預算。圖／Wikipedia
此後，美國兩大黨針對聯邦教育部權限與預算分配的拉扯，幾乎未曾停歇：在民主黨執政期間，聯邦教育部預算與權責大多傾向增加；而在共和黨執政期間則反之。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與教育部 2023 財政年度報告，今日的美國教育部預算總額約為 792 億美元（約新台幣 2.5 兆元）。最大宗的開支，為美國高等教育的聯邦學生貸款與助學金，占總預算的 6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聯邦佩爾獎學金（Pell Grants）支出就達 280 億美元，受益學生超過 690 萬人。
第二大類為美國中小學的教育補助，主要透過 Title I 計畫協助貧困地區學校，預算約為 180 億美元，占整體支出 23%。其餘包括對特殊教育（IDEA）補助約 140 億美元，以及針對原住民、英語學習者與殘障學生的多元計畫等。
簡言之，現行美國教育部的主要功能在於「從聯邦政府層級，盡可能地保障美國國民受教機會與品質的均等」。其預算分配按此主要功能來看，也頗為合理。但問題在於，由於近年預算規模不斷擴張，其行政開銷也隨之擴張，如 2022 年光是部門內部行政人員與資訊系統維護預算，就超過 11 億美元，反觀各地學校資源與教師訓練的資源投入相對不足，經常為批評者所詬病。此外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24 年的分析報告指出，聯邦教育部在落實政策上長期存有效率不彰與責任模糊的問題，導致對美國部分州郡與地方學區而言，教育部「資源發得多、干預也多，但效果有限」。
川普為何下令裁撤教育部？支持者觀點
川普與其核心團隊，之所以選擇以教育部作為美國聯邦政府「行政重組」的首要目標之一，並非全出自於表面上的政治挑釁或意識形態動機，更是基於深植美國保守派選民心中，長期對聯邦政府管轄範圍「過度擴張」的不信任感。
特別是在共和黨主流的「小政府」價值觀中，教育政策向來被視為應由地方與家庭主導的核心領域，聯邦（政府的手）不應過度介入。川普則進一步將這一理念轉化為選戰策略：在 2024 年總統大選期間，他就多次強調如今美國教育部已成為「灌輸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指控其大量資助「覺醒教育」（woke education）、推動批判種族理論（CRT），以及性別認同意識形態（LGBTQ+）等教育，對象甚至包含未成年的美國孩童，嚴重違背了傳統家庭與地方社群的價值觀。
因此在二度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川普立時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先凍結了大量聯邦教育部的相關預算與人事，接著提出啟動（修法）廢除教育部的程序，並將此政策訴求包裝為「教育去聯邦化」，試圖透過行政架構的重組，鬆動聯邦對教育資源與價值導向的掌控權。
此舉可謂一方面實現其競選承諾，滿足了反對「覺醒文化」選民的意識形態訴求，二方面從公共行政理論的角度出發，川普陣營將之定義為一種「權限退縮與功能再配置」（d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realignment）策略，將政策執行重心「重新交還給各州與地方政府」，不僅涉及治理責任的重新分配，也體現了對「行政效率」與「民主正當性」的雙重訴求，爭取美國中間偏右的民意支持。（我們可以看到在「墮胎權」相關議題上，美國保守派陣營也採取高度相似的策略，詳見《2022 年了，美國人到底如何看待墮胎議題？》）
基於上述主張與溝通策略，目前美國確實有部分立場中間偏右的部分智庫與政策觀察者，對「裁撤教育部」持較正面或審慎樂觀的態度：
支持者指出，聯邦教育部的龐大架構與規範，長期以來導致地方學區缺乏彈性與創新空間。解編中央教育部門雖非萬靈丹，但確實有可能刺激地方政府重新思考與定位自身的教育治理，引入更為多元的教學方式，塑造以市場競爭取代爭取補助的環境。
部分主張更高地方自治的論者更認為，若搭配清楚的財政轉移與績效評估機制，將教育資源與決策權下放，反而能夠提高美國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與政策回應速度。另「解散教育部」儘管有短期風險，制度性調整若能透過合理設計與跨層級協作補強，仍可能為美國教育體系帶來突破現狀的機會。
裁撤教育部，美國教育再無公平性？反對者觀點
看完川普政府的立場與支持者論述後，我們再看看反對（裁撤教育部）的論點：各大西方主流媒體與多數中間偏左的政策學者，幾乎都對川普政府解散教育部的計畫持高度保留、甚至直接嚴詞批判的態度。
《華盛頓郵報》報導，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旨在削減聯邦政府規模，將教育政策的控制權下放給各州和地方教育委員會。然而，川普雖透過行政命令推動「解散教育部的程序」，最終仍需國會立法同意，更勢必面臨民主黨議員（甚至部分共和黨溫和派）的反彈，加上此舉牽涉教育部超過 3,900 名員工的人事與資源轉移問題，未來的政治動盪和教育體系混亂勢不可免。此外，學生貸款部門的數位基礎建設目前建置於聯邦層級，一旦重編，恐需重新架構全國性資料庫系統，成本與風險不容小覷，更將直接影響數百萬受助者學生的具體權益。
反對解散教育部者更認為，這一舉措不但重創依賴聯邦資金的學生權益，更將加劇美國教育不平等的現狀。眾所周知，美國各地學校的資源差距，在「富州、富人區」與「窮州、窮人區」間往往是天淵之別，更讓不少家長寧可豪擲天價鉅款，也要擠入大都會的「好學區」中。若未來連僅有的聯邦補助都遭刪除或回歸各州分配，相對弱勢地區的學童將可能連僅存的「靠教育翻身」機會都遭到剝奪，從此美國教育再無公平性可言。
與此同時，英國《衛報》也指出，美國政府解散教育部的計畫，也引發美國民間對學生貸款管理的擔憂。專家和組織擔心，這將削弱學生貸款寬限計畫和聯邦學生援助的管理，進而全面性地影響眾多仍背負高額學貸的美國學子乃至畢業生，嚴重衝擊未來的勞動力。
即使身為資源較多的「富州」，如不少紐約州教育官員最近紛紛發表文章，反對解散教育部的政策，表示它恐將導致該州每年失去約 55 億美元的聯邦教育經費，對弱勢學生群體造成重大影響。
未來走向與對臺啟示
綜上所述，由於民意兩極加上美國的分權制度，即便川普解散教育部的政令「聲勢驚人」，距離其真正完全實施，尚有眾多變數與漫長流程要走。這也突顯在美國憲政體制下，總統雖可透過行政命令，對聯邦機構進行「結構性調整」，但具體的執行層面與存廢問題，仍受國會與法定委任範圍的多重制衡。
如果將美國這波「去聯邦化」的政策實驗，與臺灣的財政劃分改革爭議相互對照，我們也可發現兩地在「中央—地方治理」之間，如今也都面臨著「資源重分配」與「權責轉移」的壓力與挑戰：臺灣立法院於不久前三讀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預計自 2025 年度起，統籌分配款當中的 3,753 億元新台幣，將由中央政府轉移至地方政府管理──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修法前臺灣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比為 73 比 27，修法後預計調整為 66 比 34。此舉被行政院形容為「30 年來最大規模的財政制度變動，（因窒礙難行）提出覆議」。
綜觀臺灣自年初以來這波「統籌分配款與總預算」爭議，儘管背景不同，卻同樣和美國現行的政策論辯有高度相似之處：支持「資源與權責下放地方」者，多認為此舉能夠強化地方治理責任與財政自主性；反對者則多認為缺少中央層級的規劃後，必將加劇城鄉差距與不平等現象，同時地方政府是否具備足夠治理能力以承擔新增財政職責，亦成為關鍵問題。
我們以臺灣各級政府預算的「教育支出」為例：目前臺灣教育相關預算中，地方政府負責超過 70%的中小學教育支出，修法後多數縣市首長表示，將得以支配更多財政資源用於校舍更新、教師人力與補助計畫等。然而，有鑑於財政劃分權限下放後，地方政府財源的自主性與差異性將顯著擴大，部分學者與媒體觀察亦指出，此趨勢可能加劇既有的城鄉落差。以新北市與嘉義縣為例，前者在教育資源投入、師資結構與基礎設施等面向皆具相對優勢，後者則因稅收基礎薄弱與人力資源不足，長期依賴中央轉移支付維持基本運作。一旦缺乏有效的再分配與平衡機制，未來各地政府的教育政策發展將更加受到財政條件牽制，導致資源豐富地區得以持續擴充競爭力，而偏鄉與弱勢地區則陷入資源不足與服務品質低落的惡性循環。此種潛在的不平衡效應，已成為多位教育政策學者與政府官員所關切的改革風險之一。
總而言之，美國與台灣近期的制度改革儘管出發點不同，但都回應了現有的中央—地方權力結構在當代治理效率與民主正當性上的挑戰。而權力與資源的再配置，無可避免地引發政治與行政上的爭議，但若能透過制度設計與治理機制補強，卻也有可能成為政策深度論辯與落實改革的契機，打破現行體制的積弊，重建更具在地回應力的公共服務架構。
筆者認為，政策的成敗關鍵，其實從來不在「下放」與否，而在於是否能夠透過所謂改革，真正提升治理效能與公共利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亦非「二元對立」，而是同樣都在為人民謀福祉，因此無論如何調整，仍需彼此配合與建立配套的治理制度 ──今日學界普遍援引 OECD 提出的「多層級治理框架」（Multilevel Governance Framework）作為制度設計依據，強調在資源與責任下放的同時，必須設立跨層級協調機制與績效評估制度，否則地方縣市可能出現「資源下放而能力未起」的治理落差（特別是在由地方派系掌權的地方政府與議會）。
所謂民主制度，一直是個「不斷自我修正改革」的社會過程，而這種不斷在集中與分權間擺盪的治理實驗，也恰恰就是民主制度韌性的體現。政府部門的存續與否、結構設計，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而是因時、因地制宜，更需要公眾理性的思考、論辯與嘗試找到平衡。如今無論在臺美兩地，若被政客們操作成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治惡鬥，因而缺乏更實質且深刻的政策討論，實在極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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