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Lawsnote判決到國際對比：爬蟲技術與著作權界線的台美異同

法律科技新創七法公司（Lawsnote）遭法源資訊提告侵權，2022年檢方起訴後，法院一審判決認定Lawsnote於2019年間重製法源公司部分法規沿革資料之行為，構成侵害著作權，對Lawsnote兩位創辦人分別判刑4年、2年，並賠償新台幣1.0545億元。

本案算是台灣首例因為爬蟲技術判重刑的案件，對於網路爬蟲技術以及著作權認定的看法，也為後續網路數位服務AI服務開啟更多討論空間。由於本案極具意義，《創業小聚》追蹤訪問了在台灣、加州與紐約執業的Alutw Law Offices PC主持律師呂馥伊，以及長期和政府打交道的新創公司應援科技創辦人蕭新晟。

從美國相關判例，看「資料開源」與著作權認定

在台灣，從來沒有智財案件的判決來到4年刑期跟破億元的賠償金，因此Lawsnote一案引起很大的迴響。許多人拿近期美國知名AI公司Anthropic的案例來比擬，美國法官William Alsup初判，Claude母公司Anthropic，自行購買坊間的書籍來訓練AI是合法的。

呂馥伊接受《創業小聚》越洋電訪時表示，Anthropic一案的討論的是「如何取得」訓練資料，而非「訓練資料」本身的探討，因此無法直接比擬。但是仍然可以透過美國的其他相關案件作為參考。

1. LinkedIn起訴hiQ Labs

這件案子起因於hiQ Labs這家新創爬取LinkedIn的公開資料，LinkedIn以違反《電腦欺詐和濫用法案》（CFAA）起訴hiQ Labs。

法官認為，《電腦欺詐和濫用法案》並不能限制爬蟲收集公開數據，所以兩度判定hiQ Labs對LinkedIn公開頁面的自動爬取不構成違反《電腦詐欺與濫用法》。

不過，hiQ Labs最終仍因違反LinkedIn的使用者協議而被判不當使用，因此敗訴。

2. Infogroup起訴DatabaseUSA

Infogroup控告DatabaseUSA，侵害其2011年商業資訊資料庫的著作權。

法院認為Infogroup對事實的「選擇和編排」包含了「最低程度的創意」，例如合併重複資料和清除不準確資料的過程，因此最終判DatabaseUSA敗訴。

本案顯示，如果資料庫在編排、清洗等流程中展現最小創意，其可受美國著作權法的（薄弱）保護。

雖然這些美國案例在法條或實體關係上無法直接適用於Lawsnote的案件，但從中仍可觀察幾個關鍵趨勢：美國對於「爬取公開資料」的態度相對開放，且特別強調資料被使用的方式是否合理與合法。至於針對資料庫的排版與編輯所主張的著作權保護，美國法院的觀點與台灣實務大致一致。

假設Lawsnote判決不變，對相關業者帶來3大影響

呂馥伊表示，假設Lawsnote二審後維持原判，可能對台灣帶來3個影響：

• 法律合規成本提升
  根據業界統計，新創公司通常需要將5～10%的預算分配給法律費用，而涉及資料處理的企業可能需要更高比例。律師諮詢費用平均每小時150～500美元，對資源有限的新創企業構成重大負擔。有了Lawsnote案的先例，可能迫使數位服務業者投入更多資源於法律合規，而非產品創新和市場拓展。

• 資料驅動商業模式受衝擊
  台灣許多企業的商業模式依賴於資料收集和分析，Lawsnote判決可能特別對金融科技產業產生影響，因為嚴格的資料保護要求可能影響金融科技創新的速度。當然對於人工智慧發展也有影響：台灣政府自2018年推出AI行動計畫，致力成為AI創新中心。但嚴格的資料使用限制可能阻礙AI模型的訓練和發展，影響台灣在全球AI競爭中的地位。

• 產業競爭格局重塑
  判決可能導致台灣數位服務產業出現兩極分化：大型企業憑藉雄厚資源能夠建立完善的法律合規體系，而中小型企業和新創公司則可能因法律風險過高而退出市場，或轉向較保守的商業模式。

公共財變私有財？愛沙尼亞數位治理的核心原則

換句話說，台灣要提升數位服務，對於資料使用的開放，或許還有更多調整空間。

「愛沙尼亞的數位治理發展，是因為剛成立建國時沒什麼資源，所以決心發展數位。小小一個國家卻有3隻獨角獸，他們的經驗值得借鏡參考。」應援科技創辦人蕭新晟說。

愛沙尼亞的《公共資訊法》設立了一系列強調公共利益與競爭保護的條款。第4條第2項明確規定：「資訊取用之條件不得以非必要性質限制或侵害競爭。」這一條款的核心思想是，公開資訊的使用應該避免對競爭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在這樣的框架下，政府不僅能夠委託民間企業來提供技術服務，還能夠確保資料的開放與公共利益相符。

蕭新晟認為在台灣情況卻不一樣。

近期的法源公司案顯示，當政府將資料庫建設外包給民間企業時，資料的控制權可能會落入私營部門手中。蕭新晟認為這不僅會導致資料使用條款過度限制競爭，還會使得這些資料變成少數業者的專屬資源，從而扼殺了創新競爭的可能性。

具體條款對應台灣案例的異同

蕭新晟舉出愛沙尼亞的兩項法條，直接比較了台灣與愛沙尼亞對於公共服務與公開資料的規則差異。

愛沙尼亞的第5條第3項規定，市場優勢地位的業者需承擔額外的資訊公開義務。這一規定適用於那些在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的企業，尤其是那些依賴政府委託的企業。蕭新晟表示，在這一框架下，法源公司作為法學資料庫的市場主導者，應該公開更多的資料，並對價格和服務條件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然而，台灣的法律框架並未設置類似的規定，這使得少數企業在資料控制上擁有過度的優勢，進而影響了市場競爭。

此外，愛沙尼亞的第3條第1項規定，政府應當提供更多開放的資料重製機會，尤其是在公共利益的範圍內。蕭新晟提到，這一規定對應到台灣的問題，就是法源公司是否過度限制了資料的重製，特別是在商業利益與公益之間的平衡。台灣在此方面的規範較為模糊，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其資料來促進競爭與創新。

給台灣司法環境的建議

針對愛沙尼亞的數位治理的核心原則，蕭新晟給出3個優化法條的建議。

首先，政府應該修訂委外契約範本，參考愛沙尼亞的規範，明確界定資料的歸屬與使用條件，並限制廠商將資料商業化的範圍。這樣可以確保公共資料的使用不會被少數業者壟斷，並保障競爭的公平性。

其次，台灣應該建立競爭影響評估機制，參考愛沙尼亞第4條第2項的精神，對政府委託的資料庫進行市場競爭影響的分析。這樣的評估機制可以幫助避免某些企業濫用其市場優勢，阻礙其他競爭者的進入。政府應該積極設立專責監督機構，專門負責監管資料的公開與使用，並處理民眾對於資料不公正使用的投訴。

最後，長期來看台灣應該設立國家資料治理的法律框架，參考愛沙尼亞的《數位發展法》。這部法律可以統一規範公共資料的管理與使用，並確保資料治理體系的透明與公正。此外，政府應該推動資訊系統的內部化，減少對單一廠商的依賴，並建立開放資料的生態系統，確保所有政府資料能夠以機器可讀的格式公開，供全社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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