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羅夫尼克的智慧：史上第一座採「隔離制度」對抗疫情的城市
在醫學生技發達的今天，難以想像新冠疫情竟如平地一聲雷，震垮現代人的生活秩序與心理價值。這不禁讓我好奇在沒有疫苗、快篩的舊時代，一座城市該如何抵禦瘟疫？你可別小瞧了人類的智慧，今天來講一段七百年前的真實故事。
一艘來自東方的商船，在夕陽下駛入亞得里亞海，杜布羅夫尼克(當時稱為拉古薩共和國)那潔白的城牆映入眼簾，任務即將結束本可稍微鬆懈，但船長卻異常擔心，因為貨船上有三名離奇死亡、身上佈滿烏青腫塊的水手。他們聽說過這就是瘟疫，所有人急於登港離船，可惜他們晚了一天，這一天是1377年7月28日…
當船終於靠岸，港口的士兵並沒有揮手歡迎，而是舉起了長矛，一個洪亮的聲音響起：「船上所有貨物與人員，必須在港口外的島嶼隔離40天！」我們不確定這道命令帶給船上的人什麼命運，但卻成為了改變歷史的開端。
第二次黑死病降臨
歷史學家通常將1347~1351年那場席捲歐洲的瘟疫，稱為「第一次黑死病大流行」。然而，鼠疫並未因此滅絕，它像一個潛伏的幽靈，成了地方性流行病，在之後的歲月裡，反覆侵襲著歐洲。1377年夏天，當瘟疫又一次從東方船隻中蔓延而來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這個被稱為「亞得里亞海珍珠」的商業共和國，已想出因應之道。
在執政機構「大議會」的決議下，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誕生了：所有來自疫區的旅人與貨物，不得直接進入城牆之內。他們必須先在港口外的島嶼與沿岸小屋中，等待滿40日，這道法令於1377年7月27日頒布後，當日執行——這個在義大利文裡稱為Quaranta giorni的詞彙，就此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紀錄的公共隔離制度。而我們今天熟悉的英文單字Quarantine(檢疫)，正是從這個勇敢的決定中誕生。
制度與人性的考驗
當瘟疫在威尼斯(Venice)、熱那亞(Genoa)、佛羅倫斯(Florence)等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時，在杜布羅夫尼克的城牆之外，一座座被稱為Lazarettos的隔離小屋，早已悄悄搭建起來。該名稱源自聖經中病人的守護神拉撒路(Lazarus)，本身就帶有一種悲憫與關懷。
旅人抵港後，需先在此等待40日，若未染病方可入城。城牆內，是熱鬧的市集與教堂鐘聲；而牆外，則是無聲的等待與觀察。港口有士兵與神職人員輪班巡視，為每一船旅人與貨物檢疫與祈禱。這不僅僅是防疫，更是一場信仰、制度與人性的考驗。那道敦厚的城牆，不只隔開瘟疫，也擋住了恐懼，它讓城內的人保持理智，讓城外的人得到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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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天的標準從何而來？
杜布羅夫尼克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航運與外來商人的貿易城市，實施嚴格隔離，等同於延遲貨物流動，但他們願意承擔巨大的經濟風險，只因二十多年前那場浩劫，那份對死亡的集體記憶，讓他們從絕望中提煉出勇氣，或是某種賺錢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的價值觀。
那麼，在缺乏現代醫學的背景下，憑什麼隔離40天而不是14天？這個數字的背後，是當時樸素的經驗智慧與文化信仰的結合：
1. 經驗法則：當時的醫生們從慘痛的觀察中發現，當一個人接觸到病毒到出現症狀，通常需要一段時間。他們相信40天是一個足以讓大部分感染者發病或死亡的合理期限。事實上，最初的隔離法令是30天，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不夠，因此延長至40天，體現了在實踐中不斷學習的智慧。
2. 宗教象徵：在當時的文化中，「40」這個數字在《聖經》裡具有特殊的淨化與考驗意義（如耶穌禁食40天）。這讓這項嚴格的公共政策，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和遵守。
改變全歐洲的小實驗
從1377年起，杜布羅夫尼克的做法漸漸影響了整個地中海。威尼斯在1403年效法其制度，建立自己的Lazaretto；米蘭(Milan)與馬賽(Marseille)也陸續跟進。到了17世紀，隔離制度已成為歐洲對抗瘟疫的基本標準。
今昔對照：當人們再次談論隔離
2020年以來，隔離成為全球人類共同的記憶。我們也曾像那時的杜布羅夫尼克人一樣，在「城牆內外」徘徊——有人痛恨它，認為這是自由的剝奪；有人默默承受，為了保護彼此。
七百多年前的杜布羅夫尼克，他們沒有疫苗、快篩、口罩，但他們從集體傷痛記憶中汲取教訓，正是這份智慧與勇氣，讓他們從被動等待命運，轉為主動掌控未來。
杜布羅夫尼克的Lazarettos石建小屋仍矗立於港灣東岸，部分轉型為畫廊、市集，這段歷史讓我們明白：真正的文明，不是等災難過後再追悔莫及，而是在恐懼來臨前，就已學會如何保護彼此，這份令人欽佩的心靈資產如城牆般堅實，難怪七大王國之首「君臨城｣要定都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