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中國外交官「手插口袋送客」背後心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席暗指「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發言，大為觸動中國敏感神經，進而對日本發動許多震懾之舉，不只中國駐日本大使立刻強硬表示：「玩火者必自焚，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將由日方承擔。」中國官媒更持續發表一系列批評日本的文章，最後再把高市（未就任首相前）過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帳一起算；同一時間，且大舉利用公民的消費能力加大對日本的壓力，包括發布赴日旅遊警告等等。縱然，經過上述一連串「制式的外交打擊」，似乎半點無法自我消解怒氣，中國反而愈做愈火。

接著我們就看到，當日本派出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井正彰親赴中國溝通，卻見中國官媒刻意釋出他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會面後，劉勁松「雙手插口袋送客」，金井正彰彷若低頭聽訓的畫面。中方如此輕蔑態度立刻在各大社群平台引起議論，問題在於，原本說好「不公開」的會面，何以有中國官媒獲准鎖定鏡頭披露兩人這般形影？如此傲慢的設計，連劉勁松特意穿著「五四青年裝」（非西裝）見客，用意任誰都了然於胸。

也就是說，中國對日本檯面上的反彈，從外交、軍事（軍演）到經濟，皆不足宣洩憤怒，還必須藉由後者動作去達到羞辱才甘心。不過，也就是後者的刻意為之，再又讓人感受到，中國對國際秩序的認知，恐怕不只是「一個國家有權生氣而已」，否則一個自許文明古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什麼必要，得靠「搞這種小動作」去滿足精神勝利？

事實上，早在十餘年前，習近平上台前後，「中國崛起」敘事出現之際，就多有研究中國的學者，注意到中國或是以「百年恥辱」（1839-1949）的內在情緒，作為和其他國家互動的出發點。即中國在過去百年恥辱中遭受到的慘痛經驗，已一定程度被轉換為外交上的對應，又就算屈辱時代早已結束，其曾經遭受的恥辱感，則已深深賦予了中國（包括官方和人民）一種關於國際關係如何運作的獨有視角。換句話說，中國始終抱著「百年恥辱」的不公義在和這個世界打交道，並且很難相信過去因「百年恥辱」所遭受的主權、領土、財富和安全損失，能夠被彌補或賠償，就連近代以來中國人物質、地位上的艱苦，都被看成是「百年恥辱」還在延續。

基於這樣的心理狀態，今天國際上任何不能滿足中國意志的行為舉措，都有可能會直接再次提醒中國人那些曾經的遺憾，尤其加劇了中國與那些被中國視為在百年恥辱時期迫害過它的國家或繼承國／夥伴國之間的不信任。其中最具指標的當然就是有過「侵華史」的日本。同樣的，美國的存在，亦是反映了國際體系迄今仍圍繞著西方利益運轉，其目的唯在征服和壓制中國。

「百年恥辱」對中國發展的影響，足為學術上的研究課題。一方面，中國經濟和軍事的快速崛起，自然有受之刺激所致，另一方面，它對內也成了中國號召團結的紐帶。直到今天，在這外像歌舞昇平、軍容壯盛的繁華國度，為數不少對自身角色的認知，仍有很大一部分尚未脫離「百年恥辱」的塑造。

所以，這次面對高市早苗（日本），除了現實敏感的地緣政治，若非「百年恥辱」作祟，中國何以有必要在既定國際秩序下（如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就此事作出回應。這是兩年多來北京首次召見日本大使），再積極補上諸多純粹羞辱的小動作（劉勁松「雙手插口袋送客」／把高市描繪為軍閥）。相較「百年恥辱」，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的中國，就政治、外交、經濟面向，對日本實已可產生高度壓力，卻仍有賴設計羞辱去補刀，對任何文明國家來說可能匪夷所思，但對中國而言，卻又頗符合榮格心理學的分析角度──一個人刻意的傲慢，通常是對早年被羞辱、拒絕經歷的一種反應，這些經歷使人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並在內心深處形成一個受辱的內在小孩。

中日外交風波出現後，《時代雜誌》訪問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項目副教授古賀圭，在解析中國為何如此反應強烈時，他曾提到：「北京會覺得必須向公眾展現出足夠強烈『傷害』日本的姿態，才能滿足中國國內民眾的訴求，」至於為什麼要有「強烈傷害日本的姿態」才能滿足中國國內民眾的訴求？「百年恥辱」心理狀態應該就是原因之一。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