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盲文化」正在殺死企業！哈佛教授警告：過度追逐績效，最終將賠上公司的競爭力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一向被視為提升組織效率、確保目標對齊的重要工具。然而，哈佛商學院已故教授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卻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警告： 若過度依賴 KPI，尤其是來自會計制度的財務績效指標，它們終將成為「殺害績效指標」（Kill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反而削弱企業的創新能力與長期競爭力。
克里斯汀生教授指出，短期 KPI 隱含三項長期風險：
第一，KPI 可能壓抑創新。
會計性績效指標往往偏好「已知市場、立即收益、可衡量效益」的投資案。相比之下，創新專案多數在初期無法展現正報酬、甚至拉低整體 ROI，導致主管傾向選擇「安全案」，避開尚未成形的顛覆性創新。
克里斯汀生稱此為「短視效益陷阱」（short-term metrics trap），使公司錯失下一波成長機會。
第二，KPI 導致資源錯置。
當投資報酬率成為資源分配的標準，資金將自然流向報酬率最高的部門，而非成長潛力最高的事業。這將使企業資源被鎖定於過去的成功模式，無法針對市場變化做出靈活調整。久而久之，公司對外部環境的感知力與反應力逐漸鈍化。
第三，KPI 可能扭曲員工行為。
過度目標化的指標常導致「為了達標而犧牲價值」的現象。例如，為提升短期利潤，主管可能延遲必要研發支出、推遲訓練與設備更新，甚至採取操縱成本的行為，表面上達成績效，實際上卻削弱組織體質。
績效管理切記要摒除「半盲文化」。「半盲文化」指的是：只看見短期，看不見長期；只看見直接，看不見間接；只看見有形，看不見無形。
當老子的智慧遇上現實的渾沌
若能充分發揮契約的力量，就能達到《老子》所描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的共好境界。然而，本章所討論的「完全契約」有其限制。
在 1972 年經典電影《教父》的開場中，一位義大利同鄉走進教父柯里昂的宅邸，請求他出手相助。原來，他的女兒遭到兩名年輕男子毆打侮辱，法院卻輕判加害者，只好轉而求助黑幫教父幫他討回公道。柯里昂答應這位同鄉的請求，並說出這段極富深意的話：
總有一天，那一天也許永遠不會到，我會請你為我做件事。但在那之前──把這視為我在我女兒婚禮上的一份禮物。
這段話其實是一個非正式但極具約束力的「不完全契約」：在沒有具體條款、沒有報酬對價、沒有明確履約期限的情況下，雙方卻都明白這段關係將持續存在，且某個時刻可能會觸發回報義務。
這樣的契約模式，在當代企業管理與經濟生活中經常出現。例如，創業初期的合夥人，往往沒有清楚訂立股份、獲利分配或未來角色分工，卻彼此信任地展開合作；許多企業與供應商之間建立長期協作關係時，也未必完全依賴條文契約，而是依循過往互動建立的默契；甚至員工對公司的忠誠，也常來自對未來升遷或回報的心理預期，而非人事契約中的明文保障。
企業引進績效制度，都是為了提升績效。如果有人說績效不彰是績效制度害的，是否令人覺得困惑？
新力的慘痛教訓：從「工作的報酬是工作」到冰冷的績效主義
土井利忠（Doi Toshitada，筆名為天外伺朗）是新力公司（SONY）40 多年的老兵，他 46 歲就擔任新力董事，後來成為常務董事，是新力成長時期研發的領導者。當他反省新力由 2003 年以來的虧損與挫折時，他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所謂的「績效主義」。
1995 年左右，新力逐漸推動績效主義，成立專門機構，制定非常詳細的績效評估標準，並且把個人的薪資報酬與其績效掛勾。
土井利忠極端厭惡這種績效制度，因為當他 1964 年進入新力時，新力創辦人井深大（Ibuka Masaru）談的不是「績效」，而是「熱情」。新力的研發團隊，就是一群不知道疲倦，全身心投入開發的熱情集團。
而井深最大的能耐，就是能夠點燃技術開發人員心中之火，讓他們成為為技術獻身的狂人，井深的口頭禪是：「工作的報酬就是更多的工作」，也就是說，如果研發人員在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現，他下次可以挑戰更困難更有趣的工作，工作的報酬就是工作的樂趣，這是完全自發性的動機，與金錢報酬無關。
土井利忠嚴厲地批評績效制度。因為它，員工逐漸失去工作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法產生「熱情團體」的。他抱怨為了衡量業績，企業必須把各種工作數量化，但是工作是無法簡單量化的。因為要考核業績，幾乎所有人都提出容易實現的「低目標」，讓新力的核心價值「挑戰精神」都消失了。
土井利忠認為，新力應該回頭去看自己當初的願景「建立公司的目的：建設理想的工廠，在這工廠裡，應該有自由、豁達、愉快的氣氛，讓每個認真工作的技術人員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
他批評績效企圖把人的能力量化，以此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這是不可能的任務，績效制度最大的弊端是搞壞公司的氣氛。公司不把部屬當有感情的人看待，而是一切都看標竿，用評價的眼光看待部屬。
土井利忠對新力實施績效主義的指責，的確有其真知灼見。但績效制度不是無用，而是要避免誤用與濫用。新力之所以導入績效制度並非偶然，背後原因乃是公司初期吃「大鍋飯」的不公平情況。
許多企業在初期往往有著充滿興奮的激情團體，但當成功與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反而會喪失這種挑戰極限的生命力。因此，績效不好不能只怪績效制度。新力所面臨的問題，不是重新燃起研發人員的熱情就可以解決的。
例如，新力以技術為導向而不夠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心態，是造成產品接受度不如預期的部分原因。此外，新力過去強調封閉系統與垂直整合，自製眾多零件。但在半導體技術快速發展下，許多技術都被整合到晶片中，新力的許多零組件投資都成了多餘。
相對地，蘋果電腦善用全球資源，整合各領域最出色的供應商來提供硬體零組件，這種強調共通性的開放系統作戰方式，比新力封閉系統強調獨特性與品質穩定的封閉系統為佳。
真正激發工作者熱情的 3 大元素
激勵知識工作者熱情的制度，有三個基本元素：
第一，熱情需要長期專注的策略來支持。
知識工作者的成就往往不是短期可見，因此制度設計應避免過度強調季度績效或短期產出。例如 3M 公司設立「15% 自由時間制度」，允許工程師每週有 15% 的時間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專案，不需立即展現產值，但卻孕育出便利貼、口罩等創新產品。此制度顯示長期策略對於激發熱情的關鍵作用。
第二，熱情需要創造「高手」間分享與競爭的環境。
所謂高手，既是技術上的優秀者，也是在知識社群中擁有聲望的榜樣人物。Google 內部的「技術分享午餐」（Tech Talks）與程式碼審查制度，讓工程師彼此切磋與學習，也因同儕之間的尊重與挑戰，促使工作者樂於投入並維持高度的專業熱忱。
第三，熱情要靠「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並重的制度。
「內在動機」主要是挑戰和興趣。1981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蕭洛（Arthur Schawlow）說過：「為愛辛勞（labor of love）是非常重要的。最成功的科學家往往不是最有天分的人，而是最會被好奇心驅動的人。」對持續性的創新而言，內在動機往往遠比外在獎賞來得重要。
以心理學著名的「迷宮實驗」（creativity maze）為例，如果只靠外在獎勵，受試者會重複過去的經驗，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走出迷宮，可是這條路線卻是最沒有想像力的；反之，如果受試者有時間進行不同的嘗試，解答可能較有創意。
外在動機則是建立激勵研發成果的制度。蘋果公司就設立了專利獎勵制度與股權分紅方案，使得優秀研發人才能在工作中兼顧熱情與實質回報，促進長期承諾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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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王道經營會計學》，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