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疑美論的根源

什麼是疑美論

「疑美論」此一概念自2018年被首次提出以來，不僅已成為台灣在外交及國家安全領域被廣泛討論的概念，甚至也隱然在美國各盟邦間形成一股暗流。前者隨著台美關係升溫，以及中國對台軍事威脅日益加劇，使台灣民眾更加關注美國是否會在關鍵時刻提供援助。後者則因為美軍自阿富汗撤軍、烏俄戰爭、及美國國內政局變化，使傳統盟邦開始重新檢視美國是否仍具備履行同盟承諾的能力與意願。因此，「疑美論」已從台美關係脈絡下的議題，擴展為當前國際政治的重要課題。

然而，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疑美論具有特殊的歷史脈絡。一般而言，疑美論的普遍根源包括美國與中俄等競爭對手之間的實力對比、美國保衛盟友的意志，以及各國對美國形象的認知。但在台灣，除了對美國的判斷外，對自身身份的理解亦是關鍵因素，其中尤以台灣人的「孤兒意識」最具代表性。本系列文章將探討台灣疑美論的核心問題意識與主要根源，並進一步思考可能的回應方向。

疑美論在疑什麼？

「疑美論」一詞在當前學術與政治語境中具有多重意涵。以筆者為例，在2019年《台灣安全加強法：美台關係錯過的契機與對今日的啟示》一文中指出：「今日台灣仍有許多人存有『疑美論』，亦即對美國守護台灣的決心存疑」，今日已成為「疑美論」一詞較為常見的定義。然而，筆者在2018年 《守護台灣，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文中首次使用「疑美論」一詞時，其指涉範圍並不限於對美國護台決心的質疑，亦涵蓋台灣人對美國整體形象與好感度的動搖。

因此，在日常語境中，「疑美論」的意涵可由最狹義的「對美國協防台灣決心的懷疑」，延伸至最廣義的「對與美國相關之人、事、物的懷疑或反感」。從嚴格意義而言，疑美論其實具有相對明確的行為主體與議題指向，核心問題在於美國是否會在關鍵時刻履行對台承諾。換言之，凡與美國協防台灣無直接關聯的反美情緒，至多僅能歸為廣義的疑美論，而不屬於狹義討論的範疇。

除了「疑美論」，「仇外情緒」（xenophobia）或「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等概念也經常涉及對外國的不信任或排斥。然而，仇外情緒所主要針對外國人或移民群體，通常源於文化差異、歷史創傷或經濟競爭等因素，分析焦點多落在社會與群際互動層次。相較之下，疑美論則聚焦於對一個國家及其政府的不信任，其分析單位更偏向國家層次，關注美國整體對台政策與戰略選擇，而非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反美主義，雖同樣以美國作為批判對象，但其內涵與疑美論仍有差異。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與柯漢（Robert Keohane）在《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指出，各國反美主義可能針對美國的單邊外交、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他國主權與民族認同的侵蝕等面向。此類批判多源於對美國形象、價值立場與權力運作方式的不滿，例如指責其恃強凌弱或價值偽善，較少觸及出於美國實力評估以及保衛盟友意願的疑美情緒。

疑美論既然著重於對美國整體國家能力與政府決策意圖的觀感，納入對其實力與承諾意願的評估，便具有理論上的必要性。從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基德（Andrew Kydd）指出，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結構下，即使是盟友之間，也可能因資訊不透明而對彼此的能力與意圖產生不確定性，進而衍生對背叛的恐懼。基廷（Vincent Keating）及魯日奇卡（Jan Ruzicka）則進一步指出，國家在此種不確定環境中，往往會採取「避險」（hedging）策略，以降低潛在背叛或損失的風險。然而，避險行為本身卻可能被他方解讀為信任不足，從而加深彼此的不信任，形成惡性循環。這些都使得盟友之間需要經常就自身能力及意願進行溝通，以消除被背叛的歷史及避免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等疑慮。

本系列文章所關注的疑美論行為主體，是一般台灣民眾，而非國家領導人。作為行為主體，民眾不僅可能接受疑美論，也可能參與其製造與傳播，儘管疑美論的製造者及傳播者也可能是台灣的意見領袖或境外行為者。相較之下，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Strait Talk）書中雖以檢討台美「互不信賴」為主軸，但其分析重心主要放在台美高層互動，指出領導人之間存在「互不關心、不負責任與不值得信賴」的問題。本文雖會分析政治或社會意見領袖或針對疑美論相關議題的發言，但更專注分析其發言背後的思路以及對台灣輿論的效應。

（美聯社）

疑美論的三面向：美國的實力、承諾、與形象

如前所述，疑美論的形成，源於台灣民眾對三項因素的認知。第一，是對台灣與美國相對於中國之「實力」或「優勢」的判斷；第二，是對美國對台「承諾」的評估；第三，是對美國整體「形象」的觀感。這三種認知在日常語境中往往交織使用，但其來源與邏輯並不相同。若欲有效回應疑美論，便有必要先區分其不同根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疑美論所依據的是人們對上述三項因素的「認知」，而未必等同於其客觀現實。若唐耐心所言的台美高層互不信任，部分源於雙方「世界觀與期許的差異」，那麼疑美論則更多來自「認知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換言之，即使美國在實力上仍對中國具備優勢，對台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安全承諾，並試圖改善其國際形象，中國仍可能透過宣傳機器形塑對台疑美論的敘事。

因此，疑美論不僅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認知模式，也可能成為對台認知作戰的操作工具。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建輝指出，北京已難以扭轉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遂轉而透過分化台美關係，促使台灣內部對其在軍事與經濟上最重要的盟友產生懷疑，進而為親中勢力或主張對美中「等距」的政治主張創造空間。中央警察大學教授董立文則歸納，中國對台疑美論宣傳的核心敘事為「中國一定強、台灣一定敗、美國一定跑」，最終導向「台灣要投降」的結論。成功大學教授王宏仁亦指出，中國透過媒體操控、社群平台操作、在地代理人動員，以及假新聞與陰謀論的製造，持續強化疑美論在台灣社會的擴散。

針對其他國家的懷疑論

在台灣除針對美國的「疑美論」外，也存在對其他國家的懷疑或反感情緒。除了對中國這一主要安全威脅的負面觀感外，亦可見對日本、韓國、東南亞鄰國，以及部分歐洲、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的質疑與成見。其中有些與疑美論相似的元素，亦有部分源於台灣自身的特殊歷史經驗與對外互動脈絡。

日本作為台灣在歷史上關係密切的鄰國，台灣社會對日本的負面情緒具有複雜而多重的根源。日本在歷史上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對中國的侵略，造成台灣各族群對日本不同程度的反感。在文化層面，部份聲音批評日本「有禮無體」，注重表面功夫或偽善的民族性批評。在國際政治上，台灣既有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聲音，也有質疑日本可能過度親中，或是在台海爆發衝突時可能袖手旁觀的傾向。前者可見於保釣運動中，台灣方面有批評日本霸道占據釣魚台並驅離漁民的聲音，亦有立委高金素梅質疑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說反映「軍國主義」傾向。後者則體現在石破茂或二階俊博等日本等被視為「親中」政治人物掌權後的疑慮，以及對日本規劃自台撤僑是否意味將台灣視為「棄子」的擔心。亦有評論指出，日本部份反戰團體因不願被美國捲入對中衝突，而對高市早苗「台灣有事」說嗤之以鼻。

類似的複雜情感也體現在台灣部份輿論對韓國的反感。學者朱立熙分析，台灣的反韓情結可能源於歷史記憶：從中華民國曾支持韓國獨立，到韓國在與中華民國斷交所引發的爭議，使韓國被視為「忘恩負義」。文化上，台灣部份受「大中華意識」影響者對韓國懷抱優越感，但近年來韓國流行文化席捲台灣，又引發新的比較心理與優劣情結。當台韓在國際體育賽事中發生爭議時，發生爭議時，這些歷史與文化因素往往被重新喚起並放大，進一步強化負面情緒。最後在經貿層面，由於台韓產業結構高度相似，長期處於競爭關係。當韓國經濟一度超越台灣時，也引發部分台灣民眾的挫折與焦慮。

此外，一些國家雖與台灣共享民主人權價值，卻為了維繫與中國的關係及利益而疏遠對台關係。韓國前總統尹錫悅未邀請台灣代表團出席其就職典禮；總統李在明在競選期間在談及台海議題時以「對台灣說謝謝，對中國也說謝謝」說法回應，都被解讀為試圖修補對中關係的姿態。即便被視為與台灣關係友好的日本，也曾因中國施壓，而在李登輝前總統任內未允許其訪日。法國總統馬克宏於2023年訪中後表示，歐洲應避免捲入台海衝突，被批評是為了顧及對中經貿利益。立陶宛總理也曾為修好對中關係，而考慮將駐立台灣代表處更名為「台北代表處」。

這類敘事的變形，是宣稱這些國家為了在中國的利益，而對台灣「真心換絕情」。例如，台灣在烏俄戰爭中表態支持烏克蘭，卻有論者指出烏克蘭外交部長表示堅持「一中原則」，以及烏克蘭曾協助共軍提升實力。德國也一度被質疑，在邀請台積電赴德投資後為了確保前總理蕭茲順利訪中，而拒絕讓台灣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入境。

其他國家政府或政治人物若有明確批評台灣的言行，也容易在台灣引發反彈。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批評俄羅斯仍能取得台灣電子零件製造飛彈，被前立委邱毅質疑其不敢批評大國，卻拿台灣「出氣」。過去台灣執行死刑時遭歐盟批評，也被網友批評為干涉台灣內政。相對地，當外國尋求和台灣建立或重建關係時，被質疑是「為了錢」。如台灣與索馬里蘭互設代表處時，網路上即有質疑台灣以金錢換取和索馬里蘭關係的聲音。宏都拉斯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曾有「後悔」且希望復交傳言。對此，前立委黃國昌表示希望復交是基於價值外交，而非重回過去「金錢外交」的老路。

綜上所述，台灣針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懷疑或反感，最大的差異在於美國是台灣最重要之安全夥伴，使得台灣人格外關注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實力，以及其在關鍵時刻保衛台灣的意願。相較之下，其他國家多半既無與美中相當的國力，也未對台展現明確安全承諾。這使得台灣社會對其援台期待本就有限，焦點也多集中於國家形象或價值觀層面的「反感」，而非對其安全承諾可信度的高度焦慮。

（總統府提供）

民調中對美國印象的三面向

鑑於美國對台灣安全與政治局勢的深遠影響，台灣民意調查中與美國相關的題目亦相當多元。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設計，大致可從「實力」、「保衛台灣的意願」與「形象」三個面向加以區分。在「實力」層面，常見的題目包括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中國國力已超越美國，或進一步加入時間維度，詢問中國目前是否已超越美國，抑或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內可能超越。中央研究院「中國印象」計劃則進一步區分軍事與經濟面向，分別詢問受訪者對美中實力強弱的判斷。

在「美國保衛台灣意願」的層面，一般會正面詢問受訪者「美國會不會出兵協助台灣」，部分問卷則轉向個人決策層次，例如詢問「美國總統是否有意願阻止中國武力犯台」，或如中央研究院「美國肖像」所問，川普上任後「對我國國家安全的保障會降低、提升，還是維持不變」。但也有如「民主文教基金會」從反面詢問「川普會不會為了美國的利益而出賣台灣」。「台灣國家安全研究」則加上情境題，比較受訪者在「台灣宣布獨立」與「未宣布獨立」兩種情境下，對美國是否出兵的判斷差異。此外，台灣國家安全研究也曾詢問美國會採何種方式援助台灣，例如出兵援助或只提供武器等選項。國防安全研究院與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問卷中也問到是否相信美國會提供軍事、醫療、糧食等物資。

除了直接詢問美國援台意願的問題，尚有民調進一步探討台灣民眾對美國各種對台可能立場的態度。從「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相關題目上，「美國肖像」曾詢問「如果美國總統公開承諾保衛台灣，對於美國未來出兵幫助台灣的可能性，是減少還是增加」。在「美國是否為引戰者」的面向，國防安全研究院曾詢問是否同意「美國對台的軍事援助將把台灣推向戰爭」。「中國印象」計劃則詢問美國是促成兩岸穩定或造成兩岸不穩定。中央研究院「中國效應」計劃詢問台美關係密切會讓台灣更危險或更安全。在美中「共管台灣」的疑慮上，「美國肖像」詢問受訪者「您但不擔心美國和中國達成傷害我國國家利益的協議」。關於美國是否掏空台灣的論述，「遠見民意研究調查」曾提問台積電赴美投資是否削弱「矽盾」角色。

關於美國形象的題目，常見的題目是詢問受訪者對美國的喜好度，從最不喜歡的0分到最喜歡的10分來測量喜好度。喜好度的民調通常會與對中國的喜好度共同調查。而除了美國作為整體國家的層次，有些問題也會直接詢問對歐巴馬、或川普等美國總統的印象，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甚至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詢問樂見川普或拜登勝選。有些問題則是介於對美國的印象與其他面向。結合了對美國的「實力」及「印象」觀感的問題，包括了TVBS的「若在美中日韓間擇一移民會選擇何者」。結合對美國的「意願」及「印象」觀感的問題，則是「中國效應」及「美國肖像」計劃詢問美國是否是「講信用」的國家。介於三者之間的，則有「在美中之間，台灣應親美、親中、或中立」的問題。

除了以喜好度衡量整體印象外，民調亦可觀察台灣民眾是否將「偽善」或「霸道」等負面標籤套用於美國。例如，「美國肖像」請受訪者評估美國民主的程度，也可側面測量受訪者對美國是否「偽善」的態度。在「帝國主義」或「霸道」形象方面，TVBS曾與「世界研究合作計劃」（World Public Opinion）合作，調查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民眾，是否認為美國「平等對待」其他國家，或是「濫用優勢」迫使各國就範。這類問題亦可透過民眾對美國具體政策的評價加以間接測量。相關題目有時與台灣切身利益直接相關，例如是否支持對美軍購或編列更多國防預算、川普新關稅政策是否合理、是否進口含瘦肉精的美國肉品等。問題也可能與台灣無直接相關，例如是否支持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

對疑美論的否定敘事

儘管近年對疑美論的討論日益增多，仍可見三種「否定」態度。首先是主張台灣不應存在疑美論。例如行政院長卓榮泰曾表示，疑美論是不存在、不該討論的議題，因台灣與理念相同國家應互相信賴而非懷疑。美國前國防部官員胡振東亦質疑，既然中國預期美國將出手援台，台灣社會為何仍會出現疑美論。再者是質疑討論或指控疑美論背後的動機。前立委李貴敏認為，所謂疑美論是特定政黨為自身政治利益所塑造的論述；過往並無此類論調。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則批評「國民黨疑美論」之說，是綠營惡意扭曲的政治操作。甚至也有論點認為疑美論是「假議題」或不重要。前副總統呂秀蓮曾表示，不認為「疑美論」應該是一個議題，也不宜用「疑」負面字眼。因台灣作為主權國家，遭遇國家利益相左狀況也應表達意見。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則表示「什麼論都不重要」；和平發展才是人類生存之道。

這些立場反映出兩種面對疑美論的對立思維。一方認為疑美論是中國對台認知作戰的一環，對台灣國家利益與台美關係具有潛在危害，因此政府與社會應盡力降低其影響。另一方則將疑美論視為台灣社會自然生成的觀點，討論與質疑本身具有正當性。若強行壓制對美國的批評，反而限縮言論空間，並可能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作者為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