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就是懶惰？年輕人為何不離家？
7 月 15 日，國科會臺灣經驗實證調查資料公布一項關於「啃老」現象的調查，引發網路熱議。
調查中將「啃老子女」定義為 25 歲以上、無工作且與父母同住的成年人，不少輿論紛紛指責這些年輕人懶惰、不上進、不獨立，彷彿「啃老」是個人失敗的烙印。然而，若從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事實的「真相」其實更為複雜。
表面上，「啃老」被單純視為年輕世代的安逸選擇，實則卻反映出現代社會壓力、資源分配及家庭功能的多重轉變。當努力未必換得回報、競爭與內耗成為社會常態，家庭反倒成了越來越多年輕人最後的「安全基地」。或許，「啃老」標籤之外，其實藏著另些值得深思的現實。
資本主義下的價值迷思：從「產值」定義個人價值
在資本主義盛行的社會脈絡下，一個人的價值往往與經濟價值綁在一起，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為市場創造多少經濟效益，會被視為其存在的價值。這種將人簡化為生產單位的邏輯，不顧個人內在狀態、生命階段、身心健康或人生選擇，只要「沒有產出」、「無法自給自足」，就會被視為「失敗」。
這種思維滲透至家庭，只要成年子女沒有穩定工作，就會被社會和家庭視為失敗的「不合格產品」。由於資本主義導向的社會只認有形產出，年輕人若暫停工作、回到家中休養、創作或探索人生方向，就會被視為「不做事」、「不貢獻」，卻忽略了人的心理與靈魂也需要修復、重建與過渡的事實。
在這種社會風氣下，許多人總是競競業業地工作，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比他人更好、更有能力，而陷入極度內耗和過度競爭的工作模式，並將不注重這套遊戲規則的人視為「失敗品」。
例如：我曾聽說有位知名大學的教授為了想快速成名，要求每位研究生一週工作 70-80 個小時以上，若無法做到，就會被貼上「蠢」、「懶」等負面標籤並惡意解雇，甚至在個人實驗室官網上貼上牛和馬的照片，藉此「教育」博士和研究生們應默默耕耘，不求回報地服從職場壓榨，否則就是「不稱職」。
這位教授澈底將學生「資本化」，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與高效率產出，反抗即是「不敬業」。在這種高壓環境下，尊重權威、不敢反抗的學生們只能長期被剝削，成為滿足教授一己私慾的工具。
社會如劇場，人人皆被逼「站起來」
在績效至上的社會裡，「成功」彷彿成一場劇場，每個人都得站上舞台、表現出自己「有產值」、「夠努力」、「不落人後」的一面。只要有人加班，其他人也不得不加班；一個家庭送孩子補習、累積實習經歷，其他家庭就不敢停下腳步。
有學者以「劇院觀眾站立比喻」（The Theater／Audience Effect）形容這種社會現象──當有人站起來看表演，後排的人也被迫站起來，否則就「看不到」。結果，所有人都站著，但每人都看得不清楚，只是變得更累而已。
這幾十年來，社會上這種「位置競爭」（Positional Competition）現象更劇烈。許多人拼盡全力也享受不到更好的生活品質，最後索性選擇放棄。但這套遊戲的既得利益者，卻不斷地強調遊戲的公平性，攀比心態下，適應不良者產生極大挫敗和自卑，因此患上憂鬱症和焦慮症等心理問題，最後黯淡離開職場，加速躺平和啃老等社會現象。
在這樣的高度競爭和資本社會環境中，「啃老」自然被視為「坐著不動」的異類。這些人因未跟上加速的節奏，而被貼上「懶」、「不夠積極」或「無用」的標籤，但事實上，他們或許只是暫時沒站起來，或有能力但選擇不站。劇場效應不只描述群體中模仿與焦慮的擴散，更是對「效率焦慮社會」的深刻諷刺──我們害怕落後、怕成為最慢的那一個，即便不知為何而跑。
零和競爭下的「躺平」與「啃老」
若從零和賽局的角度觀察當代社會，除非科技創新或社會努力創造共贏價值，否則大多數的社會子系統仍屬於零和價值──意指資源總是有限，一旦「餅」被分光，剩下的人只能過度競爭，甚至在「內卷」中苟延殘喘。
「躺平」與「啃老」的現象並非單純的價值崩壞，而是有人在零和結構下選擇戰略性離開的結果。在一個有限、不可共享的資源體系裡，這其實是過度競爭社會裡必然的結果，強者過度競爭、壟斷機會，使其他參賽者陷入邊緣化處境。
當個人努力成本遠高於潛在回報時，社會下層或中間群體便可能選擇放棄，轉而尋求低風險的生存策略，如依賴家庭支持系統、降低物質欲望等，形成「啃老」與「躺平」的現象。這既是零和競爭下的副作用，也是一種心理學「學習性無助」與社會學「結構性退出」的交叉結果。
此外，在台灣，長者佔據社會財富比例較高，也就是說房地產、儲蓄與投資多以長者為主，為啃老提供經濟基礎。高齡社會中，年輕世代面臨工資停滯與高資產門檻，需依靠家中父母資助──這不是單純的代際倒退，而是與社會經濟、人口變化、資本分配、大環境變遷密切相關。早期農業社會資源有限，家庭多子女且平均壽命較短，「啃老」空間相對小；但如今高齡化及資本集中化，讓「啃老」成為結構性的可能，這並非偶發現象，而是現代社會變遷下的必然成果。
家庭庇護與延遲成熟，讓「啃老」成退場的唯一選擇
當代社會中，高壓與競爭幾乎成普遍結構。對那些努力與回報難以對等、失敗常被羞辱或在職場中反覆受挫的人來說，「退出競爭場域」成為一種自我保護。他們選擇回到家中，不只是為了躲避壓力，更是一種心理上的「退行」（Regression）──讓自己待在熟悉、安全、無需面對挑戰的環境。
在少子化趨勢下，家庭資源集中於少數子女身上，父母成為孩子的「避風港」，不僅提供經濟支援，也在情感方面提供包容與理解。在這樣的庇護結構下，年輕人得以不用面對職場的壓力、績效焦慮或人際衝突，繼續過著低風險、低挑戰的逃避式生活。
於是，他們不需從困難中成長，也不必面對心理或人際困擾，久而久之，這些人可能逐漸喪失獨立生活的動機與信心，進而形成「延遲成熟」（Delayed Adulthood）。這並不代表他們缺乏能力，而是在長期避開挑戰的情境下，無法建立長期有效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個人透過完成想像中的目標而建立起的自信）。換言之，當一個人啃老越久、越加逃避，他們的自我效能就會越來越低，最終形成惡性循環，更難回歸社會。
此外，長期避開壓力與關係衝突，還可能發展出回避型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或逃避型因應策略（Avoidant Coping Style），在人際互動中出現疏離、防衛、不信任等傾向，加上社會對啃老的污名化，進一步削弱他們重返社會的可能性。
以系統觀來看，啃老現象不是單一個體的選擇或失敗，而是家庭結構、社會制度與心理機制交互作用下的結果。當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競爭邏輯宰制一切，而家庭又成為唯一的緩衝地帶時，啃老就不再只是「懶惰」和「不求上進」，而是一種無法承受外界挑戰和壓力的「退場」。
重構啃老現象的新意義
如今，人際關係逐步從「熟人社會」轉為「生人社會」，人與人的連結不再奠基於長期信任或情感，而更側重於角色分工與利益交換。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職場與公共生活場域不再是一個可長久歸屬的空間，而是充滿風險和排斥、難以建立穩定連結的競爭場。尤其對那些在學業、就業、心理健康與人際互動中屢屢受挫的人，外界的陌生與不安全感加劇他們的焦慮與防衛，讓他們更傾向選擇退出，回到家庭這個唯一安全且可預測的基地。
從心理學與發展觀點來看，這種選擇是一種結合成長停滯與情感尋歸的調適策略。當外部資源不足、制度排斥與努力無效，許多個體不僅對外部世界感到焦慮、無助，也無法建立明確自我與歸屬感。
此時，原生家庭作為早期依附關係的起點，理所當然成為最容易獲得支持與安定的情感場域。根據依附理論，遭遇困難時，人們傾向回到「安全基地」（Secure Base）尋求穩定。而現代家庭少子化、資源集中，父母多有能力且願意提供情感支持與經濟協助，讓「回家」這個選項變得容易。
但若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角度出發，「啃老」現象遠非單向依賴或寄生行為。事實上，許多選擇留在家中的年輕人正積極參與家庭運作，如照顧年邁父母、分擔家務及財務管理，參與功能交換與情感互補，這與傳統「供養—受惠」模式大為不同，高齡社會趨勢下，更接近一種資源互補的合作型家庭機制。例如，正值失業或職涯過渡期的子女，可能成為父母的健康照護者和生活管理者，家庭因此組成一個多元角色的共享單位。
相較於強調個體獨立與自我實現的西方社會，亞洲文化中常見的「延遲離巢」與「代間同住」，不僅是基於經濟考量，更深層地反映出代際情感維繫和文化價值的邏輯。在這樣的脈絡下，「啃老」於是被理解為一種面對結構性壓力的「集體韌性策略」──當外部資源稀缺、制度保障不足時，家庭成為保護成員免於波折與不安的庇護所。
由此可見，所謂的「啃老」不必然是逃避與不努力的象徵，而是社會變動下的集體適應方式。當外部世界容納力減弱、社會機制支持有限，或許我們更該問的是：在這樣的現實裡，人們該如何再定義「歸屬」與「安身立命」？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啃老」就是懶惰？貼上「不上進」標籤前，請先理解年輕人為何不離家》，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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