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中國十五五規劃說了些什麼？

（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中國政府公布了“十五五規劃”。這種五年計劃脫胎於原來的計劃經濟時代，在市場經濟中被傳承下來，在新時代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尤其是在中美對抗，乃至於中國和整個西方發達經濟體表現出愈來愈強烈的脫鉤的背景下。這種新特點主要表現在：追求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技術升級的獨立性和政府對這一進程的掌控性三個方面。

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四十年一直高歌猛進，長期年均經濟增長率大致上在8%左右。在筆者印象中，本世紀初的政府目標甚至包含了“保八”的重任。但隨著經濟整體實力達到了世界第二，人均水平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以後，想要繼續這樣高歌猛進越來越不現實了。在十四五期間，年均經濟增長率已經下降到了5%的水平。但是如果這個下降趨勢繼續下去的話，那麼趕歐超美的戰略目標也沒有辦法實現。所以，十五五規劃提出來要在2035年的遠期（也就是十六五結束的時候）達到中等發達經濟水平，那麼這未來十年的增長率至少也要維持在目前水平上，不能再進一步下降了。這個整體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十五五規劃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如果能夠達到，才有可能為中美乃至於中西博弈打下堅實基礎。

被逼出來的技術進步獨立自主性

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也在發生著轉變。過去四十年基本上靠外延擴展獲得經濟增長的邏輯，很難繼續運用到未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也是在十四五規劃期間逐漸明朗，並在十五五規劃中被一錘定音，那就是通過技術進步來拉動經濟增長。如果說這還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使然的話，那麼這次十五五規劃提出來的技術進步的獨立自主性，就完全是被西方發達經濟尤其是美國逼出來的。

中國政府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確有過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但隨著計劃經濟的瓦解，實際上在大多數市場經濟主體的思維中已經被摒棄了。改革開放帶來的肉眼可見的好處，教育了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和西方經濟體在國際貿易框架下合作才是互揚所長的最佳策略。可惜這樣的思路被美國人，或者說是整個西方發達經濟體自己活生生地打斷了。從2018年美國掀起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市場主體，尤其是那些原來對西方抱有極大好感的民營經濟主體，也意識到西方發達經濟體其實並不是從內心深處認同市場經濟這個制度的，只是在西方有戰略優勢的時候，能夠獲得國際貿易最大好處的時候，才能夠認同市場經濟原則。一旦這個前提不存在，比如西方發現自己從市場交易中獲得的好處下降，甚至不如對手的時候，就會用非市場經濟的借口和手段（比如所謂的國家安全），去打斷這樣的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機制和制度。所以，現在中國政府也好，民營企業市場主體也罷，都認識到：想要突破技術進步的瓶頸，依靠國際合作和市場交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回到獨立自主的計劃經濟原則上去。必須向美國學習，強調所謂的國家安全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所以這次十五五規劃在技術進步戰略目標中尤其明確了這個獨立自主原則。而其制度載體就是所謂的新舉國體制。

產業政策和有為政府

未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將會把更多資源傾斜到關鍵性的高科技領域。這次十五五規劃提出來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都是全社會資源傾斜的重點。而要實現這一點，需要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所以我們可以期待：眼下的A股市場行情只是未來很長時期的慢牛行情的早期階段。政府對資本市場的重視，並把它作為實現技術進步的工具，可能是中國資本市場過去三十年發展的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一開始資本市場只是被賦予了給傳統國有企業輸血脫困的功能，那就相當於一個國家開設的賭場，不斷地獲得抽頭而已。現在則是為了未來產業振興提供資本。

當然，這個偉大的進程，被政府視之為如此重要，以至於應該由政府起主導作用。因而在經濟理論層面提出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這個提法。這個提法最早是由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也是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提出來的。因為市場的有效性越來越被證明是受制於制度設計框架的，而政府實際上是這個制度框架的設計者。所以，產業政策並不是違背市場規律的短期的臨時應變策略，而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在漫長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調配公共資源不得不采取的戰略原則。而產業政策本身也需要滿足成本收益比較的原則，並不是完全天馬行空，任由政府揮灑的抽象派畫作。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踐說不定會給林毅夫先生一個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機會。讓我們拭目以待。

沈凌，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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