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稅戰 2.0：看懂川普為何「輸了第一輪」？
自 2025 年 4 月，美國總統川普在「解放日」宣布新的「對等關稅」政策以來，全球經濟與股市匯市，即隨著川普政府的一夕數變，陷入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貿易動盪，各國政府也無不繃緊神經，嚴陣以待。
然而，隨著「全球貿易戰」的焦點逐漸轉向「中美貿易戰 2.0」，美中在互將關稅調高到「幾乎等同於貿易禁運」的超高稅率後，情勢卻再次出現驚天逆轉：
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於 5 月 12 日發布《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在接下來的 90 天「談判期」，大幅調降了雙方自 4 月以來互相暴增的進口關稅：美國對中國商品關稅稅率由 145% 降至 30%（包含芬太尼關稅），中國對美國商品關稅則由 125% 降至10%。同時在日前引發如「中國工廠」等社會爭議事件的「小額豁免」（de minimis）規定上，白宮也宣布將調降小額包裹關稅稅率，由 120% 降至 54%。
在美國白宮，川普面對眾多記者詢問日內瓦會談結果時，也一改先前的強勢語氣表示：「我們無意傷害中國……，中國正在受到很嚴重的傷害，他們很高興可以跟我們對話。」甚至接著改將矛頭轉移至美國長期的政治盟友歐盟，指出歐盟各國在包括藥品、汽車、農產品等對美貿易上，比中國「更為惡劣」（nastier）。
至此，到底美中之間是誰取得了關稅戰的「第一輪勝利」？而這場「歹戲拖棚」的大戲，最終又會如何收場？各方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但從筆者看來，川普政府基於以下幾項關鍵因素，目前已在這場關稅大戰中趨於下風。展望未來，更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讓步，以「雷聲大雨點小」的方式，默默將這場關稅大戰畫上休止符：
關鍵一：「戰線」過廣，遭多國隱性抵制
川普在祭出對等關稅的「解放日聲明」中信誓旦旦地表示，此後世界各國將一一「歸還」他們長年以來從美國市場「竊取」而來的暴利，從而「讓美國再次富裕」。
圖／截自 The White House@X
然而，這個「美好願景」是否能達成尚且未知，美國的股匯市倒是先撐不住：對等關稅一出，道瓊工業指數在 4 月當周即下跌超過 5%，創下 2020 年 COVID-19 疫情以來單周最大跌幅。緊接著，美元指數也在 4 月間重貶 4.6% 創兩年新低，連帶衝擊了美國財政（公債發行）前景。
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川普的「對等關稅」倉促推出、涵蓋全球幾乎所有國家，且錯估了全球貿易連動的情勢，導致政策尚未達到預期目的，就已先嚴重傷害了自身信譽和「自家」的跨國企業。
於是在 4 月 9 日的預定生效日，川普政府緊急宣布對中國以外的國家「暫停 90 天」對等關稅實施，企圖將關稅戰火力集中在「最大對手」中國。然而此前「不分盟友、對手」的高關稅威脅，加上其政策的反覆無常，卻早已讓多國從政府到民間，對當今的美國政府頓失信心——中國以外，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均在「停戰談判期」研擬了對等關稅的反制措施不說，前兩者政壇中更直接出現明顯的「反川」聲浪。
同時間，儘管也有許多國家政要在表面上均「樂意與美國進行（關稅）磋商談判」，但全球市場上的反應卻是極為誠實的：由於對貿易戰升級的擔憂，以及川普政府片面改變貿易規則的做法嚴重衝擊各界對美國（美元資產）的信心，導致無論債市、匯市或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幾乎所有關鍵指標，都與川普政府推出「對等關稅」時的預期走向相反。
關鍵二：中國受創嚴重，但「抵抗韌性」超乎預期
至於本次關稅戰的「最大假想敵」中國，作為世界的工廠，也是川普政府的主要「討伐」對象，首當其衝受到巨大影響自不可免：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最新數據顯示，4 月份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滑高達 20%，其中科技與機械產品降幅最大。其導致的高失業率問題，更在近期大幅增加社會中的不穩定因子。
然而，中國政府仍表態「絕不向美方低頭」，並隨即祭出報復性關稅與一系列政策回應措施，包括提高國內基礎建設支出、擴大內需市場以及積極推動區域貿易協定來分散風險等等。
為何中國政府敢「正面硬扛」美方壓力？以下三點是主要原因。
首先，這早已非美中貿易之間首次出現嚴重的關稅對抗：回顧美中貿易戰歷史，早在 2018 年，川普就曾對總值超過 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但結果並未如美國所願。中國當時就以強硬態度應對，透過貨幣貶值、增加國內市場需求及加強與東協國家合作等多元策略，逐漸抵消了美方壓力。
其次，中國以其龐大的內需市場和「一黨專政」的對內控制力，相較於美國高度國際化的市場經濟、受國會和司法制衡的政治與媒體環境，不得不說確實在貿易戰中起到了一定的「抵禦風險」作用。簡言之，北京政府控制輿論、激化民族情緒和鼓吹「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等等行徑，長期而言必將遭致反噬，也不是正常民主國家政府應有的手段，然而其中央集權和規劃經濟的特色，確實較能在短期內展現「抵禦外侮」的韌性。
連許多美國智庫和專家，包括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知名經濟學家普拉薩德（Eswar Prasad）都發表文章表示，相比美國，中國在貿易戰中具有更大的耐受力（Prasad, 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ariffs," Brookings Institution.）。普拉薩德並指出，美國消費市場對中國製造的高度依賴，導致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的成本最終多半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經濟學家 Jason Furman 的研究也指出，自貿易戰以來，美國每個家庭每年平均增加了約 800 美元的消費成本（Furman, J. "Costs of Tariffs for American Consumers" Harvard University）。
至於中方的說法，自然就更「浪漫」了一些：如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指出，若翻看歷史，幾千年來中國不乏內憂外患，無論是「漢人」自己爭權奪利，或面對外來的強大威脅，即便損失國土、財富和人口達三分之二，只要還有三分之一仍「苟活」著（例如南宋偏安、近代列強殖民、對日抗戰等等），就仍能憑藉剩餘資源慢慢復甦，進而再創另一個朝代或盛世。這是他在著作《歷史不會熔斷》中所提出的「三分之一理論」──不管我們認不認同這種說法，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確實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遠比美國有著更多「幾近亡國」的歷史教訓，也有其能應對這種處境的生存之道。當然，這裡的意思比較隱晦，筆者認為應該是「中國人民」不會因此一蹶不振，但「政權」倒是可以如古時的朝代一樣，隨時發生更替。
關鍵三：美國內部壓力急遽升高，川普面臨「時間壓力」
如同前述，相較於中國政府具有所謂「中央集權」的優勢（？）與透過國家機器來「維穩」的慣用手段，使其至少能在一定期間內的高通膨與失業率情況下，仍透過「民族大義」和國家干預維持社會基礎運作；美國則無論從歷史經驗或當下的情境觀之，其人民顯然均不可能單純為了「讓國家能夠強盛／再次偉大」，從而犧牲掉自己的生活品質或讓出既有權益──這是兩國根本性的不同。
因此，在川普政府上任滿 100 天的此刻，儘管他本人對外總是一如往常地堅稱「政策進展順利、各國必將妥協，我的做法必將帶領美國走向輝煌……」但其激進的經濟政策，如今早已遭遇極大的內部壓力。
2025 年 4 月 5 日，美國各地爆發 Hands Off 抗議遊行，成川普第二任期以來規模最大的單日示威活動。圖／Vic Hinterlang@Shutterstock
近期，連川普的「友臺」福斯新聞（Fox News）最新民調都顯示，川普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百日施政滿意度最低的總統。更不用說其他美國主流媒體公布的民調，其支持度更是慘不忍睹。各項民調更顯示，由於關稅戰導致的高通膨、物價上漲、就業市場不穩定等問題，是美國如今民怨沸騰的關鍵。
因此，儘管目前在共和黨內的支持僅有些許鬆動，隨著美國 2026 年期中選舉迫近，川普的政策在民意壓力與來自各界（包含美國企業界、投資界）的嚴厲挑戰下，將勢必面臨巨大的時間壓力──除非立即能夠談出有利結果，否則川普勢必將做出讓步或嘗試繼續拖延談判進程，以挽救自己目前岌岌可危的「完全執政」權力。
對外方面，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則指出，美國過度使用貿易武器，最終可能會削弱自身的國際影響力與經濟實力，甚至加速削弱美元稱霸近 100 年以來的地位，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和舉棋不定又出爾反爾的國家建立長遠的夥伴關係。Stiglitz 並強調，美國若逐漸失去全球貿易領導地位，盟友對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不信任日益加深，更將使美國在全球經濟秩序中處於孤立地位──長期來看，不僅根本無法達到川普所期望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會讓諸如中國、俄羅斯等「覬覦美國霸權地位已久」的強權國家，有機可趁。
小結：「誰贏誰輸」重要嗎？雙方傷害均已造成
回顧美國歷史上曾對其他國家實施的貿易制裁，以 1980 年代末對日本發動的「匯率貿易戰」最為著名。當時，美國試圖通過貿易制裁和匯率政策，減緩日本汽車與電子產品進口對國內產業造成的衝擊。
其結果則要從兩方面來談：一方面，「廣場協議」等政策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內部陷入所謂「失落的 20 年」成長停滯。但另一方面，美國雖然短期內成功降低了對日貿易逆差，但長期來看也是輸了──當年被鎖定的日本汽車出口產業反因此提升了國際競爭力，最終日系車廠不僅在美國市場的市佔率長年高於 30%，並長期主宰全球各新興市場。
相對於當年的日本，今日中國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的角色則更為複雜：自 2000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迅速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24 年中國 GDP 達到17 兆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達 18%，中國不僅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也建立了包含東南亞與「一帶一路」經濟盟友在內，日趨完善且具韌性的供應鏈網絡。因此即便全球都受到美方「選邊站」的壓力，但多數亞洲與歐洲國家也都認知到自身已「不可能與中國經濟完全脫鉤」，這也使得今日中國在面對外部貿易衝擊時，仍具備一定的調適能力。
當然，筆者絕非在說中國的現狀「毫無問題」，它仍面臨嚴峻的房市風暴與國內消費力不振的困境，本文更無意強化「中國將會主導世界貿易乃至國際秩序」的極端觀點──畢竟除了硬實力的條件諸如經貿與科技之外，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意識形態「軟實力」，也深深牽引著全球地緣政治版圖的變動。
簡言之，以「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為核心的「反極權」、「反獨裁」、「反侵略」論述，在今日全球秩序中同樣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也形塑著世界貿易或政治秩序的主流基本格局。但不無諷刺的是，美國原本正是這個「主流普世價值」的老大哥角色，但如今的川普政府卻顯然不覺得這些「軟實力」需要被重視，反而大刀砍向 USAID 和許多相關部門的預算，影響數千數萬個海外專項計劃，其中不乏涵蓋開發中國家教育，媒體，醫療，人道援助，技術交流等……。
上述種種措施，無疑都會削弱所謂「自由民主陣線」的力量，在美國的經貿影響力（或信任度）不斷下降，「民主大外宣」又缺乏足夠資源、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世界未來的局勢，會不會走向沒有強權願意主導的「G0」時代，大家各自回到叢林法則，抑或是由強權各自圈地為政，弱國被迫選邊站、全球化面臨崩解的新冷戰局面？
相較於如今的貿易戰究竟誰贏誰輸、誰會「笑到最後」？未來的世界將走向何方，恐怕更是值得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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