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構築「國際級音樂節」｜與嚴俊傑聊聊他的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與對音樂的奇思妙想

你以為的音樂家，尤其是古典音樂家，都會帶有一些疏離感，但嚴俊傑並不是這樣的。沒有「你以為的鋼琴家」的距離感，他的笑聲洪亮，總有一種「人未到、聲先到」的活力，像琴鍵上的基準音 C，直接且帶著某種屬於「清晰」的真誠。或許正因為這樣直爽的性格，他才有辦法做出別人不願意做的事——一場靠自己推進、卻達到「國際級」規格的音樂節。

構築一個舞台，在台灣

嚴俊傑十五歲赴歐，長年遊走於比賽、教學與演出現場。那段經驗讓他看見台灣音樂教育的尷尬情境：學生技巧成熟，卻缺乏能「被世界看見」的舞台，「我們的學生很優秀，但故事往往在比賽結束就結束了。」

從他的自身經驗來看，嚴俊傑的國際舞台起點，確實相當早。1997 年，他在聖彼得堡舉辦的第三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以十五歲之齡奪下第三名，成為台灣音樂界的焦點；兩年後，他又在日本的濱松國際鋼琴學院比賽獲得第一名，隨即受邀前往歐洲多國巡演，這時，他的古典音樂家的身份，正式確立，但他並沒有停下來；2004 年，他再度在俄羅斯的普羅高菲夫國際鋼琴大賽拿下第三名，正式躋身國際鋼琴舞台，而後回到台灣後，也以錄音作品獲得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古典演奏獎」，這些里程碑構築出他作為演奏家最穩固的基礎。

也因此，當他後來選擇回台擔任教育者時，這份國際經驗不只是榮譽，同樣的也同樣的也成為了一種責任：「我們的學生都很努力，但當他們結束學業，常常就消失在體系之外。因為沒有人在這裡替他們搭橋。」這個「搭橋者」的角色，嚴俊傑說來並不沈重，像是在分析一個數據模型，卻聽得出那份堅定的無奈，兒這個觀察成了他回台後最想解的一道題—如何在台灣，建立一個真正能與世界接軌的平台。

2017 年，他成立「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International Maestro Piano Festival）。那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實驗：結合比賽、大師班與音樂會，讓教育與表演不再分割，也讓台灣與世界的距離，不再被地理定義。

比賽不是終點，而是入口

「比賽只是入口，不是終點。」藝術節的結構更像一個完整的學習生態系：比賽、大師班、音樂會與講座並行，這些國際級評審同時是授課者與演出者，學生在同一個週期裡接受指導、演出、再被檢視，這可以說是一種跨越課堂與舞台的設計，也是一種教育哲學。

他提到 2018 年馬來西亞鋼琴家 Vinson Ong 王文升的故事。當年的他，只有十七歲，在藝術節拿下「明日之星音樂會暨選拔賽」冠軍，並因此開啟國際舞台之路，那一年，與臺北愛樂管弦樂團及指揮吳曜宇合作演出，展現驚人的舞台魅力與音樂深度；幾年後，他登上華沙蕭邦大賽舞台，成為全球矚目的新星，「他在官方簡介上寫：第一個重要起點是台灣的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這其實讓我感覺到我的努力並沒有走錯路。」嚴俊傑笑聲洪亮而開朗，像是對所有孤單努力的回禮。

「國際級不是掛英文名字，而是制度、標準與信任。」嚴俊傑語氣平穩，像在講一條數學定理：「它必須能被世界驗證。」他對「國際級」的理解，並非抽象的理想，而是具體的標準：師資與選手的國際構成、比賽制度與國際聯盟接軌、轉播與流程全程公開，最後是—外國人願意主動參與、願意再來：「外國人不是來觀光，而是因為相信你這個平台。」

嚴俊傑能這樣說，當然是因爲他曾親身參與這樣的國際級舞台，從每五年一屆、由波蘭政府傾全國之力舉辦的蕭邦國際鋼琴大賽（Chopin Competition），這當然是全球最具象徵性的古典音樂賽事；或是俄羅斯的文化象徵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大賽（Tchaikovsky Competition），以嚴苛的評審與龐大文化體系支撐；以及強調現場演出與觀眾互動的美國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Van Cliburn Competition），也被視為現代演奏文化的典範：「這些賽事不只是舞台，而是文化工程。」他分析每一場都有完整的體制支撐，從評審、轉播、贊助、國家資源，你可以說，那是一個國家對文化的集體投資，然後他似乎自嘲式地笑了笑：「而我這邊，可能就一張桌子、一台筆電，一個人慢慢撐起來。」在嚴俊傑的觀點中看來，沒有國家資源並不意味著無法達到國際級的水準。「專業與誠意本身就是國際語言。你能否透明、能否尊重別人的專業——這些都是被世界認可的關鍵。」

他對亞洲古典音樂的觀察清晰而冷靜。日本與韓國早已透過制度建構品牌，中國則以龐大國家資源推進文化政策，台灣介於兩者之間，靈活、有創造力，卻分散而缺乏長期結構：「我們的學生非常有潛力，但常被動等待機會。我希望這個藝術節能讓他們主動面對世界，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對他來說，教育的終點不只是技術完美，而是擁有與世界對話的能力。

嚴俊傑的語氣始終溫和，偶爾插入一聲爽朗的笑，像是給嚴肅話題一個喘息。他笑聲中那種開朗的稜角，恰好是他做事的寫照——真誠、穩定，卻不失幽默，「最難的，是讓它每年都辦得成。」嚴俊傑自稱「一人工程」：策劃、行政、募資、行銷、節目設計、排練協調樣樣親力親為，「請一位國際教授來台，機票、住宿、授課費、演出費就要五十萬起跳。再加上轉播、場地、製作……每一屆都像重新創業。」他沒有怨懟，只有一種習慣了現實的冷靜：「政府補助很重要，但我想證明：台灣也能靠個人的專業與誠意，辦出國際級的活動。」

2020 年疫情爆發，他剛完成首屆國際鋼琴大賽。所有國際合作在短時間內中斷，資金與進度全被打亂：「那時候真的覺得可能到此為止。」他說。但三年後，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重新啟動，他更把藝術節搬到高雄西子灣，讓教授與學生在海邊進行互動：「那畫面很美，也讓我確定這件事值得留下。」

一個人的旋律：文化的相互映照

蕭邦大賽是波蘭的文化象徵，一場傾全國之力的盛事。波蘭政府、媒體與教育體系全力動員，每五年一次，百年不斷，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嚴俊傑對此既敬佩也清楚自身與其之間的距離：「他們有整個體制在後面推，而我這邊只有一個人慢慢撐起來。」他停頓了一下，笑著補上一句：「但我覺得這樣也很好，至少我知道每一個決定，都是出於真心。」

這樣的孤鳥式努力，反而讓他更清楚自己的角色：「台灣目前沒有那樣的體制規模，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建設。」如今，這個由他獨立推進的藝術節，已被多個國際聯盟列為合作夥伴，也吸引歐美與亞洲學生報名，這是最誠實的證明：國際級，不一定需要國家力量，個人的持續，也能撐起文化的尊嚴。

不過「爆紅總是比永續發展容易」，嚴俊傑對此，下了一個這樣的註腳。他當然希望未來不知道多少年後，國際大師鋼琴藝術節能像蕭邦大賽一樣成為指標，但現在，就以台灣的方式存在—小而堅定、靜默卻長久。嚴俊傑計畫將藝術節發展為亞洲青年音樂家的節點，串聯不同城市的比賽與教育平台，試圖建構屬於「亞洲」的音樂網絡：「希望未來有一天，世界的學生會主動選擇來台灣，不是因為票價便宜，而是因為這裡的內容最好。」他想了想，笑聲再次響起：「能一直辦下去，就是答案。」（推薦閱讀：「是大提琴選擇了我」｜柴賽首獎大提琴家馮勇智談音樂、信念與溫柔的執著）

聊天結束，嚴俊傑語氣輕快地回應我：「明年又要忙了。」那是一種習慣這樣的繁忙、卻仍樂在其中的語氣。他的故事，不只是關於音樂，而是一場文化耐力的實踐；波蘭用國家力量成就蕭邦大賽，而嚴俊傑則以一己之力，在台灣構築一個國際級的藝術節，這不是奇蹟，而是一種長期的「勞動」（不管是心智還是身體），一種將「國際級」內化為日常的文化旋律。而在那份洪亮的笑聲之後，他留下的不只是信念，更是一個方向—讓年輕音樂家有舞台，讓台灣的名字，出現在世界的樂章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