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迪獨家專欄】蕭美琴踏入IPAC演講，對台灣外交的實質效益是什麼

台灣副總統蕭美琴現身歐洲議會，在IPAC峰會發表專題演說。

這件事代表的意義是什麼？IPAC又是什麼？

去IPAC演講有實質成效嗎？還是只是漂亮過場？

這些問題我們今天可以稍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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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跨國、跨黨派組織

還規定要不同意識形態

我們先介紹IPAC。

它全名叫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翻譯是「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顧名思義，就是個應對中國議題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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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成立於2020年6月，算是很年輕的組織。

當時是由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日本等國家共同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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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設計很特別。

第一：一個國家派兩個成員代表加入。

第二：這兩個成員一定要立場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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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就是讓各國有平等的發言權，

不會說你美國日本比較大就可以用人海戰術，

不管多大多小，一國就是派出兩個人擔任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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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很重要：立場相異。

意思是如果其中一個主席是左派，另一個一定要右派。

像美國就一個共和黨一個民主黨，

英國就一個保守黨一個工黨。

澳洲就一個自由黨一個工黨。

那我們台灣呢？

台灣在2024年正式加入IPAC（對就是去年），

現在的代表一個是民進黨一個是民眾黨。

如果是一個對中國的組織，我們為何這麼晚才加入呢？

不是因為這次有中國打壓，畢竟整個組織就是在對抗中國的（欸）。

而是因為台灣在2023年以前都找不到不同意識形態的主要政黨來擔任共同主席。

（國民黨表示因理念不同，不參加IPAC）

終於在去年由民進黨立委范雲和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共同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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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堅持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代表呢？

這表示，對這些有議院參加的國家來說，

中國帶來的威脅是跨黨派的。

這個威脅不可以因為你是左派還右派就被忽視，

就算你在國內各項議題殺得頭破血流，

面對中國議題，

各國都願意派出兩個政黨共同商討如何應對。

可見中國帶給這些成員國的威脅已經上升到國家安全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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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個特色，就是IPAC必須以議會為主體，而非國家。

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加入IPAC，

就必須要從他們國家的議會挑人出來。

所以現在IPAC的成員都是各國議會的議員，

而且大多都是主要政黨，代表性可見一斑。

IPAC不僅能推動立法

更能成為危機時的救星

下一個問題：IPAC到底有沒有實質意義？

這次副總統蕭美琴的確踏入歐洲議會的大樓，

但參與的不是歐洲議會的主要活動，而是IPAC舉辦的峰會。

所以應該要細看，站上IPAC演講，

是否真的能為台灣外交帶來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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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題我們要回頭看IPAC的起源，

以及這五年多來推動了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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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IPAC剛成立，頭批簽署宣言的都是曾受到中國審查的人。

例如澳洲聯合主席帕特森（James Paterson），

他是澳洲的參議員，當初他先接觸維吾爾意見領袖，

然後又寫了篇中國對澳洲民主威脅的文章，

最後被中國禁止入境。

德國的布蘭德（Michael Brand）也被中國威脅刪掉跟西藏有關的文章，

後來也是被禁止入境中國。

加拿大更是因為中國囚禁了「兩個Michael」（為報復加國逮捕孟晚舟），

加拿大國會議員主動宣布要加入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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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IPAC有43個議會、290名成員，

像剛剛那樣的「受中國威脅」的故事不勝枚舉。

每個國家都是真實感受到中國在人權、資安、法律上為他們國內帶來嚴重威脅，

進而選出共同主席，加入I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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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當他們加入IPAC後，推動實質立法就相當合理。

IPAC本身不是立法機構，

你可以把他想作是「大家一起討論如何應對中國威脅」的工作室。

成員們聚在一起，各自分享最近中國又有哪些動作。

像菲律賓、日本就會分享中國在南海的危險行為；

瑞典、拉脫維亞、挪威就會討論海底電纜遭到破壞，

這時候台灣就可以站出來共享經驗，互通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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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共享了應對策略後，議員們就會把議題帶回國內展開立法討論。

例如英國在2021年推出《國防採購法案》修正案，

就是IPAC的英國成員回國推動的。

這個修正案阻止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獲得英國大學研究資助，

或限制可能存在安全風險的國家參與關鍵基礎設施建設。

這就直接影響了英國在科技和學術領域對中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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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澳洲2018推動《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畫》，

以應對中國在澳洲政治和社會中的影響力滲透。

這套法案也強化了澳洲政府對外國遊說活動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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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IPAC的澳洲成員就將這套視為『民主國家對抗外國影響力的示範案例』，

並在IPAC於其他國家分享經驗。

除了國內立法，IPAC也可以帶起「團結力量」。

像是2021年立陶宛很友台，設立「台灣代表處」，

中國直接對立陶宛展開經濟報復。

當時IPAC迅速協調成員國的國會議員發聲聲援，

並加強對立陶宛的貿易支持。

最後也藉由這個案例擬定出一套應對機制，

以應付中國下一次又不知道對誰的經濟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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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主動設定議題

擺脫「中美對抗子議題」的困境

所以這個IPAC雖然不會對成員國帶來具體約束力，

卻是推動法案、影響國際趨勢的有力組織。

現在國際上大家反而覺得傳統的國際組織約束力形同虛設，

陸陸續續誕生更靈活的小組織，或是聯盟。

像歐盟和北約在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反應慢半拍，

最後由英國籌組「志願者聯盟」，或是E3、E5，

再加上美國不斷供應武器（和施壓歐洲），

最終才靠著這種靈活的組合繼續支援烏克蘭。

所以IPAC雖然不是什麼傳統大拜拜場合，

至少做起事來既明快又有效率，這才是現階段最需要的外交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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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完IPAC的實質效用，

還是要回頭強調「現任副總統踏入歐洲議會」的突破性。

前年我訪問當時還只是參選人的蕭美琴時，

我有一題談的是「當上副總統就意味著不能隨意出國」。

台灣因為外交空間長期受到中國打壓，

我們的總統副總統出訪，都會被一些國家「委婉拒絕」。

但這次，歐洲議會所在地比利時政府就提供非常大的幫助，

這大概都是台灣外交上的一個進展，仍值得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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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我來說，還是「能對IPAC發表演講」這件事最重要，

因為這是少數有機會對全世界43個國家發表我們的意見，

我們需要把握國際場合，設定我們自己的議題，

不能讓外界總是覺得「台灣是中美對抗的副產品」。

能夠在這樣的國際場合把我們自己想講的話講出來，

這大概是我認為最希望大家看見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