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政策，為何被罵成「單身稅」？
近十年來，日本高齡、少子化的議題討論熱度逐年升高，當地政府除了放寬外國人旅日工作的限制外，更是出了「奇招」：2026 年要增收「兒童・育兒支援金」來救少子化。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何會被許多民眾批評政府要徵收「單身稅」？即將旅日工作的你，必須提前了解的功課還有哪些？
大家口中的「單身稅」，其實是「兒童・育兒支援金」
準確來說，日本政府不是徵收「單身稅」，而是發放名為「兒童・育兒支援金」的津貼 ──2024 年 6 月 5 日政府拍板定案，從 2026 年 4 月開始，向所有有加入公共醫療保險的人進行徵收（不分國籍，只要有加入公保的人都需給付），以作為「兒童・育兒支援金」的經費來源。
根據政府官方網站，「兒童・育兒支援金」是與醫療保險費一併徵收的制度，由所有世代與經濟主體共同負擔。換言之，包含高齡者與企業在內的所有醫療保險制度加入者，皆需共同分擔這筆費用。這項支援金無論家庭是否有子女都會被徵收，並且採用「總報酬制」計算，因此年收入越高者，其繳納金額也越多，甚至有可能出現所繳金額超過實際領取金額的情況。
儘管這項制度是為了「擴充對育兒家庭的經濟支援」，但在社群媒體上卻被揶揄為政府「變相要收單身稅」。原因在於，如果家庭內有小孩，繳費後最終其實會回饋到家庭裡；而單身者即使需要負擔更多保險費，卻無法直接受益，且不只單身者，但凡沒有子女的夫妻，也同樣在保費增加的情況下，無法獲得直接的好處。
與此相比，日本現行制度中，若民眾除了公保以外有額外私保民間醫療保險的話，在保戶於一定期間內未請領給付時，政府會有返還部分保費作為「健康獎金」等形式的回饋。因此，若能為「未直接受益於育兒支援金」的族群設計一套返還部分保費的機制，或許能減少「制度不公平」的批評聲浪。
每年該繳多少錢？
而民眾最關心的，終究是實際上到底要支付多少「兒童・育兒支援金」？
日本政府針對不同年收入者進行試算，並且預計逐年遞增徵收的金額。例如，2026 年度年收入 200 萬日圓的人，預計每月需繳約 200 日圓（一年 2,400 日圓，以目前匯率換算約新台幣 500 元）；到了 2028 年度增至每月需繳納約 350 日圓（一年 4,200 日圓，以目前匯率換算約新台幣 865 元）。
圖／資料來源：子ども・子育て支援金制度の創設；圖表製作：張卉青
引發哪些負面批評？
政策拍板定案後，日本單身族及頂客族紛紛在社群上表示不滿，質疑政策的正當性：「為什麼別人的孩子要由我來養？」「這個制度真的能解決少子化問題嗎？」目前在日本生活的我，觀察下來，此制度上路後可預期的社會問題可能有以下幾點：
一、恐造成部分民眾仇視孩童
根據政府公開的各年收層每個月應給付的金額來說，年收入只要超過 200 萬日圓（約新台幣 41 萬元）的族群就必須支付，對收入較低者或非正職員工而言，是一項相對不友善的制度。這是因為，對一個在東京生活、年收入僅 200 萬日圓的人來說，光是負擔自己的生活開銷就已相當不容易，若通膨問題未解決、經濟停滯未獲改善，還要再額外支付這筆款項，即便數字不多，但仍有可能引發部分民眾對孩童持反彈的心態。
二、變相形成對 LGBTQ 族群不友善的社會
相較於台灣，日本並不承認同性婚姻，因此更不用思考同性之間是否有可能共同養育小孩，成為自「兒童・育兒支援金」受益的一員。事實上，日本除了東京等大城市以外，多數地區對 LGBTQ 族群本就不夠友善，過去也曾有日本藝人因為社會氛圍等壓力而自殺。如今這項新政策問世，也引發了對不同族群不公平的批評。
三、可能導致國人對醫療保險制度的不信任
雖名為「支援金」，實際上卻是一種新的「徵收」形式。由於目前已確定透過提高公共醫療保費進行徵收，因此可能引發「原應用於醫療支出的資金被挪作他用」的質疑。
政府之所以選擇透過醫療保險體系徵收，而非另行設立新稅項，主要是考量若採取課稅方式，恐引發過大的民意反彈，甚至出現部分民眾拒繳的情況。然而，從民眾觀點來看，政府雖強調此制度是為了應對少子化問題所設立，但目前公布的相關內容，卻難以令人信服其對提升出生率的實質成效，反而可能進一步加深對醫療保險制度的不信任。
四、有違反憲法「追求幸福」與「生存權」的疑慮
對於選擇性終生不生育的族群而言，這是個相對「不公平」的制度，是否違憲也值得討論。根據日本憲法第 13 條：「所有國民，均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對於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國民權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都須給予最大的尊重。」若以受憲法保障的人權觀點來看，選擇不育有子女的人生方式，也應同樣受到尊重。
因此部分日本人認為，目前新制度的建立，可能會讓不生育者有承擔更多負擔的壓力，因此有「強加價值觀」之虞，進而引起對個人自由與多元選擇的侵害。
另外，日本憲法第 25 條「生存權」是保障人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對於經濟處境困難的群體而言，若此制度導致新增負擔對其基本生活構成威脅，亦將可能引起有關生存權保障的批評，尤其在對非正規勞動者及年金生活者的配套考量上，已陸續有批判聲浪出現。
其他國家也曾推出類似制度？
事實上，類似單身稅的制度並非首次出現在檯面上，相似制度也曾出現在其他國家，像是已經瓦解的舊蘇聯也曾對無子女的夫妻與單身男性課徵所謂「無子女稅」；1968 年東歐國家保加利亞也曾實施長達 20 年的單身稅制度，對 25-49 歲單身者課徵其收入 5-10％ 的稅率，但最終總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人數）在 21 年間從 2.18 下降至 1.86。
在保加利亞，儘管實施單身稅的目的原本是為了提升出生率，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數字反而下降。其原因之一被認為是因為稅負增加，使得民眾難以儲蓄，進而使結婚與生育變得更加困難，形成惡性循環。
日本的財政危機
除了飽受揶揄的「兒童・育兒支援金」以外，日本在去年也從民眾的收入當中，徵收了一筆「森林環境稅」。不論是消費稅上調，抑或是特殊稅種、額外徵收支援金，我們都可以看見，日本正積極處理財政問題。
日本早在 1990 年經濟泡沫化後，財政收支就一直惡化，財政赤字和公債持續擴大。財政狀況指標之一的「公共債務對 GDP 比」方面，日本與其他國家相比，甚至高於財政狀況備受憂慮的義大利。在先進國家當中，也只有日本的公債餘額超過了GDP 的 200%。
圖／截自財務省 報告
日本的經濟停滯，加上人口高齡化問題，針對高齡長者需給付的成本也增加。將 1990 年度與現在的公部門支出相比，社會保障相關支出與國債大幅增加，尤其是社會保障部分，包括年金、醫療、長照與兒童等領域，已成為國家公部門支出中占比最大的項目，約占總支出的三分之一。
相較於不斷增加的公部門支出，公部門收入方面因經濟成長停滯等因素，稅收成長無法跟上，導致財政赤字擴大，不足部分只能仰賴舉債，公債規模因而大幅增加，約為原來的 6 倍。
社會保險的財源主要集中在現役世代（社會中主要的勞動力，通常指 15 至 64 歲），但現況看來，保險費已遠遠不夠支付目前社會福利上所需要支出的實際費用。舉例來說，2023 年社會保險需給付 134.3 兆日圓給育兒或年長者，其中高達 53.2 兆日圓來自稅金和借款。可見光是收現役世代的保險金，已無法負擔日本整體的醫療支出。
從根本緩解「少子化」的關鍵
我想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最終仍回歸「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結構性問題。當整體景氣疲弱，民眾對未來的不安升高，自然更傾向專注於維持眼前的生活，難以規劃或承擔育兒所需的時間與經濟成本。
過去筆者也曾透過文章與讀者討論「日本愈來愈貧窮」及「兒童貧困化」等現象。自 1990 年代以來，非正規員工人數逐年增加，形成一連串惡性循環的社會問題。非自願的非正規勞動人口擴大，正反映出企業無法負擔正式員工的人事成本，轉而依賴對企業而言較具彈性的用工型態，如臨時工、兼職人員、時薪人員與約聘員工等。
短期而言，政府或許可以透過各種形式的徵收來籌措、推動少子化對策所需財源，然而此次「兒童・育兒支援金」徵收措施卻因制度設計不夠完善而備受批判。從長遠來看，唯有徹底改革經濟結構、提升國民的就業穩定與生活保障，才可能真正為提高生育率創造有利環境。這才是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根本之道，也是通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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