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犯罪側寫看見純粹的惡
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1940至1955年，紐約發生多起炸彈案，警方卻一無所獲。到了1956年，紐約市警察局犯罪實驗室督察霍華德·芬尼（Howard Finney）和兩名探員，決定拜訪精神科醫師詹姆斯·布魯塞爾（James Brussel）。
芬尼將未爆炸彈的照片，毀壞現場的影像，以及炸彈客署名 F.P. 工整字跡信件影本，交給布魯塞爾。後者憑藉這些跡證推測這位被稱為「瘋狂炸彈客」的人物特徵，最後他說出日後成為傳奇的預言：「當你們抓到他時——我毫不懷疑你們一定會——他會穿著一套雙排扣西裝。」
一個月後，警方逮捕喬治·梅特斯基（George Metesky）。當時是午夜，他身穿睡衣，警方要求他換裝。當他回來時，身上果然穿著一套雙排扣西裝。
這個案例與1972年聯邦調查局成立行為科學部門（Behavioral Science Unit）密切相關。初期核心人物霍華德·泰藤（Howard Teten）是布魯塞爾弟子，他曾說布魯塞爾的方法是他們重要的靈感來源。
犯罪側寫（Criminal Profiling）以科學方法，剖析犯罪者心靈。這如同行走在人心深淵險徑產生的洞見，與小說或影視創作，有著共通的想像泉脈。因此這門學科誕生後，不但小說或影視經常以犯罪側寫師為主角；真實世界犯罪側寫師寫的作品也經常搬上螢幕，自己則成為影視的主角原型。
如泰藤的門生，著名的犯罪側寫專家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就是《沉默的羔羊》中傑克·克勞佛探員（Agent Jack Crawford），與《破案神探》霍頓·福特（Holden Ford）的原型。
今年12月即將來台參加鏡文學「黑鴉俱樂部」大師論壇活動的權一容（另譯權日勇）也是如此。他是韓國第一位犯罪心理分析官，曾訪談超過1000名罪犯，他寫過《研究怪物的人》等書，後來被拍成影集《解讀惡之心的人們》。
韓國2000年在首爾地方警察廳科學搜查系成立犯罪分析組，是因為1990年後，韓國社經環境急遽改變，產生新的犯罪型態；加上犯罪者遺留在現場的證據逐漸減少，因此需要新的調查手法。
1960至70年代韓國社會犯罪，大多起源於加害者和受害者有因果關係，或明顯犯罪動機，像是仇殺、情殺、財殺；但是1986年華城連續殺人案與90年代至尊派等組織性犯罪，則是以非特定受害者隨機殺人。
新型態的犯罪者在犯案前制定周密計畫，犯後澈底湮滅證據，因此現場少有物理跡證，這是韓國開始採行犯罪側寫搜查技術的原因。但讓警方明確認知犯罪側寫絕對有其必要，是在2003年連續殺人犯柳永哲出現，他在不到一年時間殺害20人。
權一容在《研究怪物的人》寫道：「犯罪側寫即分析人的行為」。透過案發現場的犯罪者行為分析，犯罪側寫師進行多樣化剖繪，如犯罪者個性、職業特性、犯罪者人際關係。犯罪側寫包含許多範疇，像是「罪犯側寫」、「地緣側寫」、「連鎖側寫」等。
他說，犯罪側寫師的面談和調查官審訊不同。調查官藉由問題，確認犯罪發生的原因、犯罪過程和犯罪真相。犯罪側寫師則是透過面談，掌握犯罪者的性格傾向，了解用什麼方式進行調查最有效。
犯罪側寫師不會進行審訊，而是令犯罪者在面談中，不知不覺暴露自身特點，協助調查順利進行。
2007年《紐約客》一篇長文〈Dangerous Minds〉，作者Malcolm Gladwell曾提到犯罪側寫師與推理小說偵探的不同。傳統偵探小說是從屍體開始，核心是尋找兇手的過程，隨著線索追查，網會越撒越大，重點在於「誰是兇手」（Whodunit）。犯罪側寫則是將網子「縮小」，利用犯罪現場來「界定兇手」，如布魯塞爾所言：「透過研究一個人的行為，我推斷出他是什麼樣的人。」這不是「誰是兇手」的故事，而是「他是誰」（Hedunits）的故事。
「他是誰」可以比喻成深入黑暗之心的旅程。對於犯罪者心理成因掌握越多，對他的行為就有越清楚的「想像」，因此犯罪側寫師可以提出近乎直覺的洞察。
權一容參與的案件裡，最讓他難忘的是連續殺人犯鄭南奎，他造成14人死亡，19人重傷，受害者多是婦孺。最後他被判死刑，但尚未行刑即在獄中自殺。在訪談時，鄭南奎曾對他說：「因為坐牢不得不戒菸，但我戒不掉殺人的衝動，太痛苦了。」
因此，雖然有人認為鄭南奎自殺是因為對死刑不安，但權一容認為，鄭南奎是控制不住殺人的慾望，最終只能對自己下手。他在接受韓國媒體《The Korea Herald》採訪時說，他在鄭南奎身上看到「純粹的惡」。
這種透過「結合案發現場的科學跡證，犯罪者的犯罪特徵與心理痕跡」，想像犯罪者如何行為與思考，甚至有如「通靈」一般。
〈Dangerous Minds〉描述約翰·道格拉斯的一次經驗。有次他到地方警局，協助老婦人遭到殘忍毆打與性侵案件。他說完自己的看法後，一位探員露出微笑問他是否是通靈者？因為他說的內容和他們兩週前請來的靈媒說的幾乎一模一樣。
身為聯邦調查局幹員，卻被比喻成靈媒，但道格拉斯並未反駁，反而開始思索他那難以言喻的洞察來源。於是問題隨之而來：這門被稱為「側寫」的神祕技藝究竟是什麼，又是否可靠。
道格拉斯曾寫道：「我在處理一宗案件時，會吸收所有可用的證據……然後在心理和情感上把自己放進罪犯的腦袋裡。我嘗試像他那樣思考。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我也不確定，就像多年來向我請教的小說家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一樣，他也無法準確說出自己的角色是如何栩栩如生地誕生的。如果這其中有某種靈感成分，我不會否認。」
不過，犯罪側寫多少依賴「靈光乍現」，這門學科的準確性，也經常遭受懷疑。就像布魯塞爾雖然說出讓他聲名大噪的「雙排扣西裝」，但「瘋狂炸彈客」真正破案關鍵，是有人從對「康愛迪生」公司的人事檔案中，找出線索。
在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與羅伯特·雷斯勒（Robert Ressler）訪談 36 名連環殺手時，來自波士頓市立醫院的安·柏吉斯（Ann Burgess），成為這個小組的顧問，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並規範訪談進行的方式，製作57頁訪談指南。
去年《衛報》有篇文章《’They couldn’t stop themselve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serial killers?》，訪問了安·柏吉斯。她的故事也被拍成紀錄片《Mastermind: To Think Like a Killer》。
之前道格拉斯和雷斯勒訪談連環殺手時，採用的方法是，讓他們說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是柏吉斯反問：「你們怎麼知道他們說的是真的？」
柏吉斯之前曾和波士頓學院社會學家琳達·萊特爾·霍姆斯特倫（Lynda Lytle Holmstrom）做過146位強暴受害者訪談，也共同發表一篇論文，主張強暴的本質是基於權力和控制，而不是性。
「但是連環殺手研究，意味著受害者無法與你交談。那麼，他們可以從受害者學（victimology）中學到什麼？」
她想尋求新的模式，讓一般探員在進入現場時，也能從側寫的角度判斷現場發生什麼：「這個人的性別是什麼？種族是什麼？年齡多大？他有工作嗎？他有朋友嗎？還是已婚？所有這類問題都是你建立側寫所需要的。」
在累積多年研究後，柏吉斯對連環殺手的形成有一個看法：「我們基本上發現，一切都從年輕時的某種經歷開始。我們非常關注童年問題。人們一直說這些男人都有專橫的母親；但我們發現的是，他們有一個缺席的父親。這些男孩在成長過程中，母親同時扮演雙親的角色，所以，沒錯，在他們看來母親可能很專斷，但她必須一肩挑起。他以誰為榜樣？他向誰學習如何成長為一個男性？」
她經常問犯罪者，你的犯罪手法如此高超，究竟是什麼讓它奏效，得以逍遙法外？「而他們會說，警方或其他人有多少次錯過——他們本該抓到他，他本該更早被阻止。另一個重要的事是：他們無法停止自己。」
「他們無法停止自己」，犯罪側寫師相信，連續殺人犯不被逮捕，他們行為就不會停止，甚至還會升級，因為殺人的快感已不足夠。
權一容在訪談連續殺人兇手柳永哲時，也有類似經驗。柳永哲埋完屍體後，會做只有他知道的標記。「因為我會繼續殺人，後面還要埋很多屍體，總不能埋在同一地方吧？所以做了標記。」
2017年權一容雖未達法定退休年齡仍決定退休，原因就是：「我不是害怕他人評價我所做出的側寫結果，而是怕我的分析出錯，導致警方誤判，未能及時逮補犯人，出現下一個受害者。而這份恐懼長久以來侵蝕我的身心。」
對於犯罪側寫師來說，幫助探員及早抓到兇手，阻斷未來可能的繼續犯罪，是最重要的事。雖然，長期與這些危險心靈相處，犯罪側寫師難免會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那些記憶會長時間揮之不去」，權一容曾引述尼采的話：「與怪物戰鬥的人，要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
台灣目前沒有犯罪側寫師這個職位。一方面是台灣治安相對穩定，隨機重大刑案較少，尚不足支撐設立此編制。
台灣警察系統也更強調物證與科學鑑識，雖有測謊等，但不是以犯罪心理學來運作，犯罪剖繪通常作為學術研究題目。
此外，犯罪側寫帶有推測性，側寫內容是幫助調查，無法成為法庭證據，可能也是被視為不急之務的原因。
但是犯罪心理學，永遠是小說與影視靈感的泉源。甚至無關犯罪，透過一個人的行為，洞悉他的內心，是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的事。了解人心越多，對世界的覺察就會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