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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報導》戰爭很近,我們一直活在裡面:「戰爭的模樣」講座側記

Openbook閱讀誌

更新於 12月10日03:50 • 發布於 12月10日03:50

「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非以一聲轟天巨響,而是黯然抽泣。」

這句出自詩人T. S. 艾略特的詩句,被小說家內佛.舒特(Nevil Shute)引用於其經典末日小說《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序言,精準地描繪了某種關於戰爭與終局的集體潛意識:毀滅未必總是伴隨著戲劇性的火光,更多時候,它滲透在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日常之中,靜默而致命。

《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讓讀者感知核戰帶來的威脅與傷痛。《花衣吹笛手》是關於一位年邁紳士不怕危難、解救戰爭兒童的故事

➤我們活在戰爭形塑的世界裡

戰爭從未真正遠離,它不僅存在於史書的記載,更深深嵌入了我們的現代生活結構之中。台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韓承樺在演講開場便直言:「我們的確是生活在一個戰爭所塑造的世界裡。」

他指出,我們現今世界的方式、框架、結構、條件和思想文化,其實都與大大小小的戰爭有關。世界上許多邊界或界線是由戰爭所界定的,這包含了國際秩序的界線、國家領土的界線,甚至是政府動員人力的方式。

韓承樺引用社會學者汪宏倫的「戰爭之框」(War Frame)概念,說明戰爭如何成為一種形塑(framing)的力量。戰爭不只是一種破壞的力量,它其實也帶來一些建構的力量或形塑的力量。這種力量定義了國家對戰爭的特定認識,甚至影響戰後如何紀念的記憶問題。

為了讓聽眾更有感,韓承樺舉了極為日常的例子:「Big John」牛仔褲。這個日本品牌的誕生,源於二戰後駐日美軍帶來的舊牛仔褲文化。日本人為了模仿這種服飾,必須進口特殊縫紉機並發展技術,最終形塑了日本的服飾文化。

另一個例子則是我們熟悉的中油與台糖logo下方的「資」字,代表著「資源委員會」,其前身正是蔣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備戰而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

左:中油Logo(圖源:維基)。右:台糖勝利號汽油車上的復刻舊台糖標誌(圖源:維基)

韓承樺強調,戰爭研究不應只侷限於戰場上的軍事細節,更應關注「戰爭與社會變遷」。我們必須思考:「戰爭是不是只限於發生在戰場上?或者在戰場以外,它還有很多很深遠跟複雜的影響?」透過這些視角,我們才得以看見戰爭如何在戰火熄滅後,依然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經濟結構乃至文化記憶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從抗戰到內戰的政治博弈

將焦點轉向近現代中國,戰爭更是理解政權興衰與國家命運的關鍵鑰匙。韓承樺在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一戰跟二戰是改變既有秩序的機會,賦予中國改變原本的國際跟國內秩序的機會。對於當時的政治領袖而言,「戰爭無疑是國家向國內跟國際間宣誓『我是個什麼樣子的國家』的一個不錯的手段。」

韓承樺詳細剖析蔣介石、毛澤東與汪精衛在面對戰爭時截然不同的策略。對蔣介石而言,抗戰被視為建立統一國家的重要過程。他選擇在上海這個國際性的都市發動淞滬會戰,目的是向全世界宣誓這是場回應日本侵略的戰爭。

1938年抗戰期間,河南省鄭縣花園口決堤引發水災,撤離的難民。(圖源:維基)

然而,長期抗戰與焦土戰略(如花園口決堤)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韓承樺提問:「長期抗戰帶來的是全國的團結還是民心的潰散?」 這或許解釋了為何帶領打贏二戰的國民政府,會迅速在內戰中失去政權。

相較之下,毛澤東採取了「幾分應付、幾分抗戰、幾分發展」的策略,固守延安。韓承樺指出,中共在戰後對戰爭有著「選擇性記憶」。在1949年後,毛澤東的統治需要的是革命與階級意識,而非喚醒抗戰記憶。直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為了凝聚跨越階級的民族認同,召喚戰爭的記憶、譴責日本的罪行才成為重要的工具。

至於被歷史定調為漢奸的汪精衛,韓承樺則提供了「沒有選擇的選擇」之視角。汪精衛對蔣介石的消耗戰感到震驚,認為再打下去中國會滅亡,因此試圖透過和談來達成「求取國家之獨立」。

汪精衛(左)、蔣介石攝於1926年。(圖源:維基)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在戰爭的極端環境下,每個抉擇背後都充滿了複雜的政治算計與生存掙扎,而這些歷史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兩岸關係。

➤文學映照恐懼,戰爭發生了怎麼辦?

當歷史學家分析過去的政治算計時,文學家則透過想像力預演了未來的恐懼。如果歷史是回望過去,那麼科幻小說與軍事預言則是人類對未來戰爭的焦慮投射。

衛城出版總編輯洪仕翰從「想像」的角度切入,引用科幻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roeber Le Guin)的話:「科幻小說就和所有嚴肅小說一樣,試圖描述實際發生的事,以及人們的作為與感受。」洪仕翰指出,早在二戰爆發前,關於「空襲」的想像就已充斥在文學與軍事論述中。1930年代的人們普遍相信,下一次戰爭將由空襲主導,且會迅速導致社會崩潰。

空襲示意圖。(圖源:unsplash)

當時的專家與小說家預測:「空襲一定導致社會陷入混亂、政府垮台、無政府狀態。」這種對「來自天上的毀滅」的恐懼極為具體,甚至導致英國在二戰爆發的第一個月,就有40萬隻寵物因飼主擔心社會崩潰無法飼養而遭撲殺。

然而,歷史事實與這些災難性的預言存在巨大落差。洪仕翰強調:「空襲想像與實際發生有很大落差:政府沒有倒台,社會沒有發生革命。」

《亞洲人物史:走出世界大戰的慘禍〔19—20世紀〕》

戰後的調查甚至發現,儘管盟軍對德國投下了130萬噸炸彈,德國的戰時生產直到1944年依然大幅擴張。這顯示了人類社會的韌性往往超乎想像,也印證了美國官方在1947年的結論:「你無法用空襲的方式摧毀一個國家。」

儘管預言失準,但這種「想像的恐懼」卻隨著科技進步而不斷演化。洪仕翰引用英國前首相麥克米倫(Maurice Harold Macmillan)的名言:「我們在1938年想像的空戰,就像今人對核子戰爭的想像。」

從二戰前的毒氣空襲,到冷戰時期的核子末日,再到今日對飛彈洗地的恐懼,人類對戰爭的想像始終反映著當下的集體焦慮。這些想像作品雖然未必能準確預測未來,但正如洪仕翰所言,它們幫助我們釐清課題,但也提醒我們「永遠該對這些想像抱持懷疑」。

➤對未來感到焦慮怎麼辦?

《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講座的最後,兩位講者將目光拉回當下的台灣。洪仕翰認為:「我們台灣人其實跟當年二戰的英國人想戰爭的情景滿像的。」面對地緣政治的威脅,今日台灣社會充斥著類似1930年代的焦慮,媒體常預測戰爭爆發後「台灣人應該3天內投降」。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戰爭通常不會很快結束,而未來也並非命定。

這種焦慮感也源於戰爭記憶的延續。韓承樺在課堂上曾問學生:「對台灣來說,我們的戰後從什麼時候開始?」得到的回答竟是:「一直都還沒有開始,因為國共一直在內戰的狀態。」這反映了台灣特殊的歷史處境——戰爭的陰影始終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無論是關於「抗戰勝利」還是「終戰」的用詞爭議,都顯示了兩種歷史記憶的拉扯和競爭。

面對「過不去的過去」與不確定的未來,歷史能給予我們什麼?洪仕翰表示,閱讀戰爭史給了他一種寬慰,因為看見歷史上的人如何面對類似的情境,讓他能「樂觀期待,不用過度焦慮」。韓承樺則總結道,戰爭確實形塑了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但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希望下一次世界改變,不要再是因為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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