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沉睡的經卷，一場意外揭開的敦煌千年寶藏

近代以來，由於敦煌藏經洞的重新發現，當中庋藏的文獻和古物遂成為研究古代史的漢學巨大寶庫，更因此衍生一門專門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而該項學術專業的發展，不僅大幅提升敦煌的知名度，更間接推動莫高窟石窟群成功躋身世界文化遺產之列！

發現者：另類的大漠英雄

莫高窟，位於甘肅敦煌、古絲綢之路上的交易重鎮邊上，千餘年前，來自地中海、中亞、波斯、印度等地的文明，就已經匯集於此，使得這處沙漠綠洲漸成信眾雲集的佛教重地。

然而，當世界進入航海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慢慢取代了原本的陸運體系，降及一五二四年，明朝宣布關閉嘉峪關，中西交通中斷的結果，造成往來的商旅貿易倏忽凋零，而莫高窟作為佛教寶庫的地位亦遭忽略；換言之，隨著敦煌的蕭條，窟寺本身的香火也不復以往興盛，當中種種倚託宗教而生的雕塑與壁畫，自然在乏人問津的情況下漸趨殘破。

清朝末年，一位俗名王圓籙的道士，在雲遊之際途經敦煌。當時他見莫高窟一帶充斥著殘破不堪的廟宇以及流沙的洞窟，因無人看管，導致自然與人力的嚴重破壞；近知命之年的他，對於宗教復興懷有強烈使命感，於是便發願要重修莫高窟。爾後，他每以化緣手法來解決修繕資金的問題，由於他一年到頭都在化緣，敦煌當地人因而又稱王道士為「王阿菩」，藉以形容他的一副菩薩心腸。不過，身為道士的他，卻是依自己對道教的理解來重修並改造莫高窟。工程的第一步驟，便是設法洞窟底層的積沙──由於力薄財乏，光是第十六窟淤積泥沙的清理作業，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光。

藏經於洞，重見天日

關於藏經洞重見天日的經過，坊間流傳著數種內容；最有名的，當屬工人因抽旱煙而於偶然間發現的說法了。

據學者推斷，藏經洞約於十世紀左右封閉，而由王道士親寫的《催募經款草丹》可得知，該洞是在清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重見天日──沉睡將近九百年之久的寶物就此重見天日，這個洞窟也以其內含的珍藏，後來被命名為「藏經洞」。

那天早上，楊姓雇工用芨芨草點完旱煙後，他照往例把芨芨草插到牆縫裡，這次卻沒法插到底。他再仔細以煙鍋頭敲擊牆壁，發現聲音空洞、迴響沉悶，可見壁後實為中空地帶；楊先生將這個怪異現象告訴了王道士，當晚兩人於是悄悄沿著裂縫、去除十六窟後面封閉處的泥層，孰料一扇小門陡然現身。待拆卸的煙塵散去以後，眼前呈現一方漆黑小窟──在這個高約一百六十公分、寬約二百七十公分的矩形石室中，古代的經卷和法物滿滿由地面一直堆到穹頂，布包、造像等物什也都整齊有序地存放著……王道士的墓誌上，如此浮誇地記錄了這歷史性的一刻：「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無告的悲哀

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在發現藏經洞後，他隱隱覺得這是一樁重大事件，應該擇期稟告朝廷。

一九〇二年，敦煌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王道士於是向他報告；汪知縣只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管藏經洞，並未提出更具象的方案。王道士心有未甘，又從藏經洞裡挑選幾箱經卷，騎著毛驢日夜奔波抵達肅州（酒泉），冒著可能遭遇野狼與土匪的危險，覓得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呈上經卷並說明情況，沒想到廷棟簡單地看了幾眼，便說「經卷上的字不如我的書法好」，旋即打發了王道士。

而當時的甘肅學政葉昌熾，是名傾一時的金石學家，從他的《緣督廬日記》中可得知，他曾收受知縣贈予他的「藏經洞禮物」，包括畫像兩幅、寫經五卷，且深為自己無法親訪敦煌為憾──從此處便可看出，這位學政隱約覺察這批古物的價值，當時他甚至建議甘肅藩台將藏經洞中所有藏品運至蘭州保存，只不過中央朝廷時逢八國聯軍侵略、並簽署《辛丑合約》，合約中詳載的巨額賠款數字落到各省頭上，於是甘肅地方各級衙門忙於征斂賠款，無暇他顧，葉昌熾的提議到了甘肅番台衙門那頭，主事者以運費高昂為由，打了回票。

一九〇七年，五十七歲的王道士已孤獨看管藏經洞七載了，期間衙門只發放一紙公文，要求他「就地看管」，從此再無下文，不僅未給他任何經費修繕洞窟，更未對他的發現施行任何褒獎。

王道士就在風沙漫揚的荒涼大漠孓然一身地堅持下去，對官府心生徹底的絕望。

王圓籙

生於清末民初，湖北麻城人。因家鄉遭遇旱災，於清咸豐年間逃難到酒泉，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退伍後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史多稱「王道士」。

光緒廿三年（一八九七年）雲遊到敦煌莫高窟，當地雖然荒涼，但仍有百姓供養，唯寺院香火時斷時續，王道士便發願在此定居，意圖恢復其往昔的盛況。

鑿開天眼—藏經洞

藏經洞原為附屬於敦煌莫高窟第十六窟的一個極小洞窟，現由敦煌研究院重新編為第十七號窟，亦即學界常說的「敦煌石室」。

該窟本是唐德宗時期為紀念河西都僧統洪䛒（䛒，音辯）而開建的紀念窟（或稱影堂），據相關碑文記載，洪䛒俗姓吳，由於悉心研讀漢經梵典，同時亦通番文藏語，是一名相當出色的譯經僧，過去也曾積極參與敦煌百姓抵抗吐番來犯的行動，因此在政治與宗教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他生前一度出任河西都僧統，領導整個河西地區的佛教事務。

時值唐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洪䛒圓寂後，弟子將其相關遺物置放於此窟。後可能因該處距離三界寺較近，僧人遂將此一石室挪作儲藏廢棄經書的空間；降及十世紀中葉，這個小地方順理成章成為道真收羅經卷和修補佛典的儲藏所──其中出土的卷子，現通稱為「敦煌遺書」。

至於洪䛒影堂是因何機緣封閉，至今則尚未發現可信的文字記載，仍為歷史謎團。

內容摘自旅讀《海上之城－泉州》2020年04月號 第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