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蓋瑞傳奇：普立茲克建築獎大師的叛逆靈魂

在建築界，很少有人像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一樣，讓建築物變成了流動的雕塑，成為城市靈魂的一部分。《Vanity Fair》浮華世界雜誌盛讚蓋瑞為「當代最重要的建築師｣，本文將帶你鑽進大師的腦袋，看他如何打破規矩，奔向自由與想像…

童年啟蒙設計夢

1929年2月28日，艾弗里·戈柏格(Ephraim Goldberg)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個波蘭猶太家庭中，他誕生的時代，世界正從經濟大蕭條中緩慢爬升，歐洲瀰漫著戰爭的陰影。祖父帶著一家人移民美國洛杉磯，小男孩從此改名為法蘭克·蓋瑞。

超市、魚販、廉價市場是蓋瑞的童年背景，無意中培養出對日常材料與有機形態的深刻感知。小蓋瑞喜歡與祖母一起以木片組搭小鎮的模型，蓋瑞也常在祖父的五金店度過周六上午，這對於他後來使用波狀鋼片、金屬絲網等建材，肯定有所啟發，為他種下日後設計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創作靈感。

當時的建築界，還深陷在新古典主義與少數精英建築師的掌控中，但對小蓋瑞而言，建築不是權威的象徵，而是一種可以動手玩耍的興趣。

蓋瑞之家的覺醒

1950年代，現代主義在二戰後迅速席捲世界。「少即是多」的美學觀成為信仰，引領著理性冰冷的國際風格。就讀南加大建築系的蓋瑞，同樣接受著必須設計出方正、高效、機能掛帥的建築教育。

畢業後，他進入事務所工作，每日畫著無趣的商業大樓、倉庫、郊區住宅，內心深處卻有震耳欲聾的抗議聲：

「建築真的只能是個矩形盒子嗎？」

1970年代初，美國陷入經濟蕭條，許多小事務所紛紛倒閉。蓋瑞也面臨職涯的抉擇：要繼續設計現代辦公大樓，撐起生計？還是冒險尋找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覺醒的那一天，他站在自家老屋前，思索著如何翻修，他用建材行隨手可得的廉價材料：鍍鋅鐵皮、鐵絲網、裸露木材，直接包覆原有結構。完工後，房子反而看起來像未完成的雕塑，充滿了折角、重疊、錯位的結構，那幢位於聖塔莫尼卡的小房子，成為他思想叛逆的實驗場。

這是第一次，蓋瑞勇敢地讓建築「破碎」。

這是第一次，他真正聽見了自己內心的聲音。

這座破破爛爛的屋子宣告了建築物可以不循規蹈矩，這就是後來成為傳奇的蓋瑞之家Gehry Residence(1978)。

不過在改建過程中，鄰居們紛紛抗議，甚至有人在深夜把石頭仍進他家。他回憶說：「我只是在試著把建築變得更有趣罷了。」

跳舞房子的解放

1980年代末，現代主義仍引領潮流，偶有後現代主義的反叛，但建築界仍偏保守。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1992年蓋瑞受邀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為荷蘭國民人壽保險公司(Nationale-Nederlanden)設計一幢新式辦公大樓，蓋瑞欣然接受委託，但他可不想老老實實的再蓋一座盒子…

蓋瑞的靈感來自於美國著名舞者弗雷德·亞斯坦(Fred Astaire)和琴吉·羅傑斯(Ginger Rogers)，建築外觀像一對優雅旋轉的舞者，男舞者是堅實的混凝土結構，女舞者是輕盈的玻璃塔樓，它們仿佛在風中輕輕旋轉、傾斜，擺脫了傳統建築的筆直與剛硬，蓋瑞希望讓捷克人民、布拉格市民感受到一種從共產主義壓抑中解放出來的民主精神。

起初布拉格市政府並不接受蓋瑞的提案，會議中甚至有官員嘲諷地說：「我們要的是一座莊重的建築，不是兩個在跳舞的小丑。」然而，當跳舞的房子(Dancing House)於1996年完工時，立刻成為布拉格新時代的象徵地標，年輕一輩愛死它了。

對蓋瑞本人而言，跳舞的房子也是他設計概念的重要轉捩點：

「建築不只是空間的容器，它是情感、是敘事、是解放。」

從此，他不再設計「建築物」，而是設計「行為中的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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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包建構希望

1990年代初，古根漢基金會(Guggenheim Foundation)計畫尋找一個新的歐洲據點，理事長克蘭斯(Thomas Krens)提出一步險棋：「要把藝術帶進被世界遺忘的地方，讓文化點燃重生。」

經過評估，西班牙北部的畢爾包成為最意想不到、卻最契合條件的城市。這裡百業蕭條、治安敗壞、有重建與轉型的渴望。畢爾包政府當時並沒有任何資源，因而開始尋找有興趣在畢爾包設美術館的國際合作計劃，「在當時畢爾包的情形下，如果古根漢不去畢爾包，還有誰願意去？於是我們就去了。｣克蘭斯理事長回憶道。

原本建築師的名選上並沒有法蘭克·蓋瑞。直到克蘭斯理事長偶然看到蓋瑞的加州迪士尼音樂廳設計草圖，那種自由、浮誇、破碎又流動的金屬語言，讓他決定：「就是這個人。」

於是，這位普利茲克建築獎大師來到了畢爾包，他漫步在死氣沉沉的破敗港口與廢棄工廠間，他說：「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等待被釋放的雕塑。」於是，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標準框架，畢爾包政府不干預古根漢，古根漢也任由蓋瑞隨興揮灑。

那是因為他們目標一致：「讓畢爾包重新被世界看見。｣當時，沒有人相信一座美術館可以拯救一座城市，蓋瑞卻大膽提出：「我們不只是建造美術館，我們要建造希望本身。」

畢爾包效應

1997年10月18日，古根漢美術館畢爾包(Guggenheim Museum Bilbao)開幕。外牆包覆33,000塊鈦金屬板，曲線如流動的水銀，陽光下閃耀著銀灰、藍紫與柔軟光暈，像一條巨大的魚在城市心臟游動。

在設計過程中，蓋瑞堅持使用鈦金屬作為外殼材料，但這種材料當時價格高昂，且難以施工。開發商一度要求他改用鋁材，威脅要取消合約。

蓋瑞堅決反對，甚至準備放棄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這些光影的躍動，這就不是我想建造的美術館。」

最終，他贏得了這場拉鋸戰，鈦金屬的光澤成為畢爾包古根漢最鮮明的標誌。

古根漢畢爾包開幕後第一年，遊客數超出預期三倍，畢爾包撢去塵埃，精神抖擻地從廢墟中站起，「畢爾包效應」從此名留建築史。開幕短短三年便開始獲利，根據美術館提供的官方數字，2023年造訪旅客為1,324,000人次，創開幕以來最高紀錄，徹底改變了城市命運。

回歸初心的大師

21世紀初，全球建築界逐步接受了解構、液態、非對稱的新建築語言，畢爾包古根漢成為最鮮明的解構主義代表作。之後的建築女爵札哈哈蒂(Zaha Hadid)、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等名字開始席捲主流，但也出現商業化、過度標新立異等問題。

這時的蓋瑞，選擇回歸初心。

迪士尼音樂廳(2003)經歷了16年的波折，但最終以盛開的銀色金屬花朵之姿，矗立在洛杉磯心臟地帶。

LV路易威登基金會(2014)則以巨大的透明帆片，輕輕停泊在巴黎布洛涅森林邊緣，像是一場不願醒來的夢。

晚年的蓋瑞說：「我曾經以為我要改變世界。現在我只想創造一些能讓人感覺到自由與快樂的地方。」

他的建築，不再是與秩序搏鬥，而是與光、風、流動感一起合作，為城市與人們留下柔軟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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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靈魂的舞者

法蘭克·蓋瑞的建築不是冷冰冰的紀念碑，它們像是努力取悅觀眾的舞者，可能不完美，但它的真誠與熱情不容質疑，法蘭克蓋瑞的設計人生提醒了我們：真正的創新，不是反對什麼，而是忠於自己靈魂深處的渴望。

他的叛逆，從來不是為了破壞世界。而是為了讓世界，也能有更多跳舞的空間。他對世界的貢獻與童年並無兩樣，就是把建築變成可以動手玩耍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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