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無關自己想不想要

這兩天在社群上看到一個新聞，有個叫季超群的中國人在美國被逮捕，因為他是中共間諜。

2013 年大學畢業的季超群，在求職階段被國安部接觸招募，隨即被派往美國，以留學生身份滲透學術圈。2016 年，他申請加入美國陸軍，在表格上謊稱七年內從未與外國政府接觸。他會曝光，是因為他的上線，江蘇省國安廳副處長徐延軍，被美方設局引誘至比利時後逮捕。這件事情創下史上首次中共現役情報官員，遭引渡美國的紀錄。徐延軍判20年，季超群判8年。

沒有人看得出來。沒有人懷疑過他，大家都覺得他就是個憨厚的普通男生。

很巧的，就在前幾天 （3 月 4 日），英國倫敦都會區警察局依據《 2023 年國家安全法》，逮捕三名涉嫌替中國情報機關工作的男子，警方也同步搜索六個地點，遍及倫敦、威爾斯與蘇格蘭東基爾布萊德。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據報正是現任工黨蘇格蘭籍國會議員喬安妮里德（Joani Reid）的丈夫大衛泰勒（David Taylor）。補充說明一下，工黨就是英國目前的執政黨，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的政黨。

大衛泰勒的身份是公關遊說公司 Earthcott Ltd （雅考特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時擔任亞洲之家智庫（Asia House）的董事。光是看他配偶的身份以及頭銜，你就可以知道大衛泰勒是一個活躍在英國政商之間，能夠接觸議員、影響政策討論、又與亞洲事務有直接往來，擁有龐大的人脈網路的關鍵中間人。這樣的人，對北京的情報機關而言，價值難以估量。

里德議員在丈夫被捕後表示：「我從未看到任何讓我懷疑丈夫觸法的跡象。」她強調自己也從未就中國相關議題，在國會發言或提問。儘管如此，工黨仍宣布在進行內部調查期間，暫停她的黨鞭資格。而另外兩名被捕的男子，據報都是前工黨顧問。三人被捕後均已獲准交保，限制出境至2026年5月，等待進一步調查。

這三人的身份，以及他們所能接觸的人、事、資訊，意味著中共的滲透已不再僅止於學術或技術偷竊，而是直接將手伸進了英國政治（執政黨）的核心之中。

就在同一天，倫敦老貝利法院（Old Bailey）剛好開庭審理另一起中國間諜案。

兩名被告分別是袁松彪以及衞志樑，兩人均持有英中雙重國籍。袁松彪曾擔任倫敦香港經貿辦（HKETO）行政主管，案發前曾任香港警察總督察；衞志樑則是英國邊境部隊職員、倫敦市警察特別警察，同時在倫敦經營一間私人保全公司。

兩人被控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5 月間，對流亡英國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展開「影子警務」（shadow policing）行動，收集個人資料、實施監控、甚至入侵民宅。檢察官指出，他們的監控名單上包括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以及多名出席英國國會涉華活動的英國議員，如跨國議會聯盟中國委員會（IPAC）主席伊恩鄧肯史密斯（Sir Iain Duncan Smith）。袁松彪甚至曾指示監控人員，追蹤一名遭香港當局通緝的女性活動人士的住所。不過在法庭上，兩人均否認所有指控，目前審判仍在進行中。

英國與中共間諜之間的纏鬥，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為今年初，我在查找法國的中國間諜竊取星鏈資料案的時候，看到英國還有一起內容也是非常驚人的共諜案。

前議會研究員克里斯多佛卡什（Christopher Cash），與教師克里斯多佛貝里（Christopher Berry），被控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間，將英國國會內部的政治敏感情報，洩漏給一名代號爲 Alex （亞歷克斯）的中國情報官員。而這位 Alex，背後連線的就是習近平的核心幕僚長、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蔡奇。

根據法庭文件，貝里向Alex洩露的情報包括：

1.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的內幕動向

2. 時任外交大臣克萊弗利（Sir James Cleverly）對新疆制裁的私下態度

3. 英國國會外交官員密會台灣國防代表、討論台灣一旦遭中共攻擊如何應對的策略細節！

這些報告被貝里冠以《台灣-國會互動》、《新疆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等標題，逐份遞交。蔡奇據稱對收到的情報「表示滿意」，並於 2022 年 7 月在杭州親自接見了貝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卡什在一次通訊中對貝里說：「你現在已經進入間諜的領域了（You're in spy territory now）。」

即使如此，兩人始終否認任何關於間諜身份的指控。但是這一案的審判，在 2025 年 9 月宣告破局。

破局的原因不是證據不足，而是在於當時的英國政府在政治定性上有所顧忌，拒絕正式將中國定義為敵對國家。這導致檢方若沿用陳舊的 1911 年版《官方機密法》起訴，將面臨極高的法律門檻與舉證困難。

英國起訴署長對此公開表達強烈不滿，而英國議長的評語更直接：「這等於為外國間諜敞開了大門。」

顯然，今天，確實有人開門走進來了。

回頭想想中共《國家情報法》第七條：「任何中國公民，都有義務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這個條文的規定對中國人來說是沒有選擇性質的，沒有想不想要不要，有義務配合的意思就是必須、絕對、配合。中國公民不論身在何處、從事何種職業，根據這條法律都可以被要求成為情報來源。工程師、警察、軍人⋯⋯職銜越響亮，能接觸的情報越珍貴，對中共越有利用價值。

季超群案是這樣。袁松彪案是這樣。在法國星鏈案裡，涉嫌協助竊取資料的兩名中國公民也是這樣。

賴政府在 2025 年開始有所行動，要求公務員、軍人、公立學校教師簽署切結書，聲明未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或戶籍；並規定持有中國身分者，若未主動申報，將喪失中華民國國籍。陸委會也在討論建立公務員赴中國旅遊的通報機制，高階公務員申請赴中更須事先獲得內政部批准。

但現行法律大多還是在一個有規定、難落實的狀態，不只是門檻分散、罰則不一、申報機制流於形式這些表面上的問題。更根本的困境是，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警覺，仍存在明顯的政治分歧。一旦涉及具體限制措施，往往在政治動員下，被扭曲成「歧視」或「獵巫」，讓認真的討論難以為繼。

當世界上有許多民主國家，都在付出代價後，開始要用更嚴厲的手法來打擊中共間諜（比方英國的《2023 國家安全法》），台灣準備要踏出的下一步，是什麼呢？（本文轉載自特魯瓦通訊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