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手機爭議和AI洪流

當手機該不該進校園成為輿論焦點，這場教育現場的辯論，早已超出工具管理的層次，轉而直指體制信任、學習本質與未來素養的核心議題。教育部於日前預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草案，提出學生手機進入校園後應集中保管，並依年級實施不同的管理方式。此舉旋即引爆學生反彈與教師疑慮，學生認為決策過程排除了自身聲音，教師則擔憂執行成本與責任歸屬不清，校方則陷入如何取得家長、學生與教師共識的窘境。這場紛爭，無疑揭開了台灣教育在數位時代的脆弱與困惑。

對於手機的態度，師生之間的看法幾乎南轅北轍。根據2025年《Education Week》的調查結果，多數中學教師將手機與社群媒體視為影響學習動機與專注力的元凶，而大多數學生卻不以為意。他們認為真正的障礙在於課程缺乏吸引力、教師支持不足、學習壓力過大，而非手機本身。這種落差，說明的不僅是世代認知的差異，更是教育體制對學習環境與學習者需求理解不足的縮影。

政策內容表面上強調「分級、彈性」，實際上卻將管理與執行責任全數下放給學校。教師須在暑假期間與家長、學生三方協商手機使用規範，還得擬定申訴程序、處罰機制與執行細則。這不僅導致前線教育人員抱怨政策空轉，更暴露出中央部門在推動數位治理上「掛帥不掌舵」的推責心態。至於學生則集體質疑，在政策公布前根本未被納入討論，草案的所謂「彈性」不過是包裝過的命令。當政府與學生失去信任，所謂的「教育合作」也就名存實亡。

如果說手機已經對學校秩序造成干擾，那麼正快速席捲教育現場的AI技術，將帶來的影響恐怕更為深遠。生成式AI工具已能幫助學生快速撰寫報告、解答題目、進行語言翻譯，甚至模擬對話與創作，遠遠超越手機所帶來的即時通訊與娛樂誘惑。這並不是未來式，而是正在教室中真實發生的現象。許多學生已經開始嘗試用AI完成作業，而教師卻缺乏明確的標準去分辨學習成果是否為學生本身所創。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我們仍以「禁止」與「沒收」來處理技術帶來的問題，不但無濟於事，甚至會加速教育與現實世界的斷裂。

更令人擔憂的是，若教育部連管理手機都只能交由各校自行摸索，面對AI這樣更複雜、使用門檻更低、風險更高的技術時，是否更會手足無措？目前多數學校並未針對AI技術進行系統性的課程設計，也缺乏對學生使用AI的倫理準則與風險意識的教育。學生可能以為自己「只是用AI加快作業速度」，卻未曾思考過抄襲、理解能力下降、甚至對知識結構的依賴問題。教育部若無法先行建立制度與教材，未來的學校將無力因應學生與AI互動的各種挑戰，最終只會讓教育淪為虛假成績與形式評量的機器。

與其一味將數位工具視為威脅，不如將其視為教學進化的契機。學生不會因手機被收走而停止依賴科技，也不會因AI被禁用而放棄使用，它們只會轉向更隱蔽、更無法監控的方式繼續存在。真正有效的教育政策，應是教會學生理解科技的界限與倫理，訓練他們如何在誘惑與效率之間做出負責任的選擇。這比一紙禁令，更能真正保護學習與人格的成長。

如果今天對手機的規範依舊只能靠行政命令與單方下達來維持秩序，那麼我們對AI世代的準備，恐怕將會更脆弱、更被動、更失控。科技的浪潮不會因政策而停止，教育的任務也從來不是封鎖，而是引導。在這個轉折點上，台灣教育必須正視問題，該被管理的不是工具，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教育出真正能與科技共處、掌握自我學習的未來公民。這才是我們在手機風暴後，更應認真追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