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人工智慧治理的雙軌競爭

國際政治對AI這項技術的態度日益分歧，美國與中國在AI治理路線上的分野，已成為AI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指標。從川普政府近期發布的AI行動計畫，到中國積極推動全球AI治理框架的倡議，兩國不僅在技術競賽中角力，更在價值觀、治理哲學與全球影響力的塑造上展開一場深層的制度之爭。這不僅關係到科技創新的前景，更牽動著全球治理秩序的重組與未來數位社會的樣貌。

美國方面，川普政府明確將AI視為一場零和競賽，其「AI主導地位」戰略不僅強調技術領先，更將其提升為國家安全與意識形態對抗的核心議題。在政策實踐上，美國透過鬆綁監管、簡化數據中心與晶片廠的建設流程、大幅投資AI基礎建設與軍事應用，展現出一種以速度與規模取勝的產業動員姿態。而對內，則將AI系統的「去意識形態化」作為主軸，意圖清除「覺醒」（woke）價值觀在AI模型中的滲透，這在政治上與其右翼保守主義的主張高度一致。

與此相對，中國則走出一條以全球多邊主義與技術共享為核心的治理路線。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上，中方提出成立「全球AI合作組織」、建構「媽祖」早期預警系統，以及推動開源合作與技術共享，強調AI技術應當服務人類社會整體的安全與福祉，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減災與需求。中國在話語體系上訴諸「公平」、「安全」、「包容」與「集體治理」等理念，試圖打造一套不同於西方單邊主義的AI治理框架，並將自身技術與制度優勢輸出至全球南方，藉此擴大其地緣政治影響力。

這樣的雙軌並進態勢，使得全球AI發展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圖景。一方面是美國以自由市場與技術主導權為主軸，傾向弱監管、快速部署、以企業創新為核心；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以國家引導、制度輸出與全球合作為依歸，強調平衡創新與風險、促進技術福祉的公共性。這不僅是治理模式的差異，更是關於未來世界應如何面對AI風險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價值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某些政策層面上其實存在交集。例如美國政府雖然批評歐洲過度監管，但在AI安全、評估體系與生物風險的防範方面，仍繼承了部分拜登時代的政策機構與措施。中國在推動開源合作與技術擴散的同時，也開始正視深度偽造與AI軍事應用的潛在風險。這顯示出AI治理的本質並非非黑即白，而是在不同戰略利益與價值觀的權衡中不斷調整演化。

產業界在兩國政策的夾縫中亦扮演關鍵角色，例如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成功說服美國政府放寬對中國晶片出口禁令，主張唯有讓中國使用美國晶片，才能讓美國技術成為全球標準，進而避免中國發展自有體系的風險。此一案例顯示出商業現實與地緣政治之間的矛盾，也顯示科技霸權的鞏固並非一味封鎖對手，而需在擴張與防範之間取得動態平衡。

不過當美中雙方都訴諸「人類共同利益」、「全球標準制定者」等話語時，也暴露出一個全球性的困境，到底誰有正當性代表全人類？當美國強調其技術體系代表自由與真理，中國則主張其制度框架更能促進發展與安全，這不只是技術本身的較量，更是價值與話語權的競奪。若無法透過真正包容的多邊對話機制納入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AI治理的所謂「全球共識」便可能流於地緣政治的延伸工具，而非真正造福全人類的制度建構。

目前全球AI治理正處於「前制度化」階段，各國都在試圖定義問題、設置標準與建立平台。中國提出的「全球AI合作組織」，若能廣泛納入各國意見並建立透明決策機制，有望成為一個多邊治理的新嘗試。而美國若能跳脫單邊主義思維，與盟友與競爭對手展開制度性對話，也可為技術標準、風險防控與責任規範提供制度支撐。否則在技術演進快於制度構建的情況下，AI治理將淪為權力政治的代理戰場，而不是全球協作的成果。

未來無論是哪一種模式，我們都不能忽視AI潛藏的結構性風險，包括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資訊操控能力的擴張，以及對民主制度與人類尊嚴的潛在侵蝕。AI不只是工具，更是一種塑造未來社會結構的力量，其治理不能只從效率與競爭出發，更需從人文、倫理與公平的角度深思。因此真正的AI治理之道，不在於單一霸權的建立，而在於多元文明的協作與相互理解。在這場跨世代的AI劇變中，唯有共治，方能共贏。